边成和麻花在老苏联家吃完晚饭已经是六点多钟了。两个孩子总想找个机会告诉奶奶自己破坏挂历的“罪行”，可却始终没有这个勇气。
老苏联收拾完厨房，将半个身子斜倚在墙边，想休息一会儿。麻花走过来，将两支胳膊轻轻伏在老奶奶腿上，抬头望着她笑。老苏联伸出右手，用两根手指掐住麻花左边的脸蛋，问她：“麻花将来长大了想做什么?”
“我长大了就到苏联去。爸爸说苏联的巧克力很甜呢。”
“你知道苏联离这儿有多远?”
“黑龙江东边就是。”边成抢着答道。
“苏联……苏联已经没有了。”老奶奶一边说，一边长长叹了口气。
“那苏联哪儿去了?”麻花不解地问道。
“苏联原来有十五个兄弟姐妹一起过，后来大家不愿意再在一起过了，就分开了，分开后自己过自己的了。”
“我听我爸爸讲过。原来我爷爷同我二爷爷、三爷爷他们都在一起生活，后来都分开了，自己过自己的。苏联那十五个兄弟姐妹就同我二爷爷、三爷爷他们一样。”边成帮老苏联跟麻花解释。
“苏联奶奶，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的呢?”麻花眨着眼睛问道。
“我来这里可有许多年了。”老苏联略显忧伤地说，“七十多年前，我的爷爷带着我的父亲从苏联——那时还不叫‘苏联’，而是叫‘沙俄’——逃到中国，逃到了哈尔滨……”
“你们为什么要逃跑?”边成打断了老苏联的话。
“沙俄闹革命。打仗啦。”老苏联无奈地答道。
“什么叫‘闹革命’?”麻花插话问道。
“穷人吃不饱饭，拿起武器同富人打架，抢富人积攒的粮食吃就叫‘闹革命’。”老苏联只能这样给孩子解释。
“哈尔滨离这儿有多远?”边成拾起了先前的话头。
“差不多两千里地吧。”显然，老苏联也说不准哈尔滨距离白银那具体有多远。
“哈尔滨好吗?”麻花好奇地问。
“哈尔滨……好……”老苏联慢悠悠地说，“哈尔滨有中东铁路，有秋林公司，有大列巴，有香肠，有啤酒，有马迭尔冰棍……”
“哈尔滨有那么多好东西，你为什么要来白银那呢?”边成不解地问道。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老苏联抻长了语气，“从我记事起，我的父亲就在秋林公司烤面包。那时，我们整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我的妈妈在服装厂工作。我吃的是爸爸从公司带回来的好吃的，穿的是妈妈在工厂做的漂亮的衣服。在同龄人的眼中，我是幸福的宠儿。后来，日本鬼子占领了哈尔滨，也接管了秋林公司，还改名为‘秋林株式会社’。我的父亲为了同日本领导处好关系，有一次，他把一个叫‘远藤照南’的领导请到家中吃晚饭。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那天晚上我的母亲打扮得很漂亮。她穿着一条蛋青色的连衣裙，披散着齐肩的金发，高跟鞋将她原本修长的身材显得愈加挺拔。
“饭后，父亲打开留声机，放了一曲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想增添点气氛。远藤照南那天没少喝酒，借着酒兴，他邀请我母亲跳舞。我母亲当时也没有多想。出于礼貌，在音乐的伴奏下，她陪着远藤跳了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跳得还挺好。跳了一会儿，也不知是酒精的作用，还是远藤天生好色，他的手开始不老实起来。我母亲忍无可忍，伸手给了远藤一个巴掌。这下子远藤恼羞成怒，用日语叽哩咕噜地朝我父亲喊了一通，然后气冲冲地离开了我们家。
“这件事过后没几天，我父亲就被秋林公司辞退了。再过没几天，我母亲也丢掉了工作。我们家的日子从此开始变得艰难起来。此时，父亲已有了离开哈尔滨的打算。
“父亲有个老朋友叫科斯佳，当时在哈尔滨的一家医院工作。他听说了我们家的事，于是建议父亲到白银那来谋生。当年科斯佳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工作，白银那的村支书王福贵在黑河居住。王福贵的老婆生孩子难产，在中国生不了。后来王福贵和同村人用爬犁拉着老婆到了黑河的对岸，在科斯佳工作的那所苏联医院将孩子生了下来。由于先前这份交情，在科斯佳的帮助下，王福贵安排村里接纳了我们一家。
“来到白银那时，我已经十岁了。那时，整个村子也就二十来户人家。我们没有地方落脚，就住在王福贵家的仓房里。当年，我们攒了些木料。转过年来，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们盖起了自己的木刻楞。父亲在村西头开了一片荒地，母亲拾桦树皮做工艺品。就这样，我们在白银那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二十一岁那年春天白银那来了渔汛。整个村子终日充满了腥气。在渔汛持续的这段时间里，全村人没日没夜地守在江岸上，不停地围剿捕捞。男人们各自撑着自家的木船在江面上频频撒网，女人们则蓬头垢面地收网摘鱼。小孩子们也不闲着，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往家运鱼。守在家里行动不便的老人们承担着繁重的剖鱼任务，同时又要为家里捕鱼的主要劳力准备饭食。虽然他们难得有空闲抽上一袋烟、喝上一口水，但他们的眉头却是喜气洋洋的。
“按照惯例来说，这种百年不遇的渔汛一般不超过一周。所以人们仿佛要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它的身上。大家也不觉得饿，只要看到鱼不停地往网上撞，他们就力量倍增。那几天白银那的夜晚比除夕还要热闹。江岸上不仅燃着篝火，有的人家甚至把正月里点的灯笼也提来了。江面上灯火斑斓，就像撒了一层细碎的金箔纸。人们在起鱼的间隙打着哈欠，有的人因为感冒而大声地咳嗽、流鼻涕，但是没有哪一家愿意提早撤出江岸。
“每家的锅碗瓢盆都装满了鱼，村民们把供销社的盐都买光了。我们家捕了二百多斤鱼，却连一粒盐也没有买到。为了能将鱼多保存些日子，等待供销社购进下一批食盐，父亲和母亲去背阴山坡的岩洞里去取冰块，回来给鱼保鲜。就在他们第三次去山里挑冰块的时候遇到了黑熊，两个人都死在了黑熊的掌下。
“当乡亲们发现我父母的尸体时，他们已经面目全非了。父亲的下巴被黑熊舔掉了，母亲的肚腹已被黑熊给掏开。离他们二十多米远的地上躺着我们家的扁担，四只水桶有的滚到了沟里，有的倒在了地上。乡亲们用车将我父母的尸体拉回了家中。我长那么大，从未遇过这等惨事。我的天仿佛塌了一样。面对着父母被黑熊毁坏的身体，我无所适从，只知道哭。
“乡亲们帮助我料理了父母的后事。忙完丧事后，家中只剩下我和一堆已经发臭的鱼了。面对这一堆害了我父母性命的臭鱼，想到今后的人生真的不知该怎样走下去，我的眼泪又止不住了。
“正在这时，村东头的刘发挑着一对空水桶来到了我家。打从我十八岁时起，刘发就有意无意地经常来我家串门。赶上我家有活，他就帮我们忙前忙后;闲时他就有一搭无一搭地找些闲话来聊。我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妈妈背后曾问过我对刘发的印象怎样。老实说，我对他并不反感，可是总觉得他说话有些飘，教人不那么放心。
“在我骤然失去双亲的时候，刘发上门来帮忙，对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这时供销社已经购进了食盐。我们买来盐，将为数不多的没有发臭的鱼腌渍起来，其余发臭的鱼则被我们一担担地扔到了村外。”
说到这儿，老苏联停了下来。她的脸显得有些苍白，眼睛有些湿润。
麻花眨了眨眼睛，盯着老苏联问：“我知道，奶奶后来一定嫁给了刘发。对吧?”
“奶奶——”，老苏联停了一下，然后慢悠悠地开口说道：“是嫁给了刘发，还生了个儿子，叫刘怀远——”老苏联又停了下来，微笑在她脸上略一显现就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忧伤。
“我怎么没有见过你的儿子?他现在在哪儿?”麻花并没有体会到奶奶的心情，依然不舍地追问。
“运动来了，他胆小，扔下奶奶走了。他走了还不算，还带走了我刚满十三岁的儿子——”
“什么叫‘运动’?”麻花和边成几乎异口同声地问道。
“运动——运动——我该运动运动去了。”老苏联轻轻地推开麻花的小手，推门出屋，到院中圈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