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门刚打开时，有的俄罗斯游客来到中国，连人民币的面值都搞不清，一些目光短浅、贪图小利的商贩就势欺骗俄罗斯游客，这样难免导致俄罗斯游客逐渐失去了对中国人的信任。随着市场秩序的逐步建立，各行各业的生意逐渐走向正轨。中国人跨境发旅行团，一些在俄罗斯市场卖服装鞋帽的生意人都办一个月或两个月的旅游护照，因为这样比较方便。比方说今天到绥芬河，向旅行社递交护照，后天就可以随团出国了。接下来，有赴俄种地的，有去往国内发木材的，有去开金矿的……各种生意不一而足。那些年不仅去俄罗斯的中国人赚得盆满钵盈，不少在绥芬河做对俄生意的也都发家致富了。在绥芬河有开建材商店的，有批发服装鞋帽的，有开饭店的，有开牙科诊所的，有开药店的，有开木材加工厂的……当时有一句话很流行：“在绥芬河挣不到钱去哪儿能挣到钱?”
时代能成全一批人，同样，时代也能毁掉一批人。绥芬河刚开放时，正赶上苏联刚刚解体，俄罗斯国内物资极度匮乏，所以当时率先从事边贸生意的中国人赚到了第一桶金。随着俄罗斯国内经济调整，国民生活逐渐恢复，中国商品涌入俄罗斯的速度越来越快，这样俄罗斯居民的消费层次也就逐渐提高了。新世纪之前，互联网还没有马上普及，商品价格信息不透明，这样就给许多人一个“拼缝”(也叫“对缝”)的机会。这些人利用手中掌握的信息为买家和卖家牵线搭桥，有的从中赚取佣金，有的赚取高额差价。
可是互联网的发展有个拐点。不知从哪一天起，几乎所有的商品信息都变得公开透明了，最精明的商人也寻不到“缝”了。再有，经过二十年的观察和摸索，俄罗斯商人已经知道绥芬河的绝大部分商品都来自中国的广州、义乌等南方城市，绥芬河只是一个中间市场。与其让绥芬河商人坐地挣加价钱，何不直接到南方城市拿货呢?这样一来，实力雄厚的俄罗斯客商纷纷南下，直接到中国南方工厂签单。
绥芬河逐渐变得冷清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俄罗斯当年通货膨胀率为13.3%。企业纷纷裁员，百姓购买力下降。这对于绥芬河的生意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虽然中央政府给了绥芬河市许多优惠政策，比如2013年被国务院批复为中国首个卢布使用试点市，2016年被国务院批复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可是绥芬河的经济依然没有丝毫起色。绥芬河的人口在最高峰时曾达到30万，可是当于军来到这里时，绥芬河市的人口只余下10万左右了。
当绥芬河的经济处在繁荣期时，这里的俄语培训行业也是发展得如火如荼。较有名的培训学校有黑大俄语学院、承旭、曙光、新华、娜杰日达等诸多社会办学力量，这还不算国家公办的职业院校。一些初中或高中毕业的小青年在就业市场上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们来到绥芬河，学点俄语，就业就变得相对容易许多。有在大专班连续学习二年的，毕业后学得好的选择出国作翻译，干上三五年，自己有了经验和资本，就开始自己做生意，有的还做得风生水起。至于那些学得不是那么出色的学生，多数也没有白费父母的学费钱，他们找个对俄商场卖货，边做边学，也能对付个温饱，从而为家里减轻了一份负担。
伴随着经济下滑，市民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青年们学习俄语的热情也大大降低了。当于军来到绥芬河时，这里的俄语培训行业已经十分凋零了。经过一番比较和权衡，于军最终选择了曙光俄语学校。这所学校最初是由一位曾经在俄罗斯留学的老师办的，他的妻子是乌克兰人。前些年绥芬河生意好的时候，学校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学员，这夫妻俩的腰包也鼓了起来。这几年俄语培训业变得不好做了，于是夫妻二人决定去外地发展。学校的牌子创出这么多年了，扔了太可惜，幸好有个同行陈校长，对俄语培训行业并未灰心丧气，他花五千元钱将“曙光”这个牌子买了过来，继续干这一行。
于军在新曙光学习了二年俄语。他的老家是东宁的，距离绥芬河很近。于军在初中、高中学的都是俄语，语法基础很好。现在专门学习这一科，加上年龄又好，记忆力强，这两年时间，他的词汇量突飞猛进。毕业后，经熟人介绍，他去乌苏里为一个老板在批发市场卖菜。
批菜这个活很是辛苦。乌苏里在地理位置上离东宁很近，可是在时间上却比东宁要早上三个小时。每天天还没亮，于军就得从床上爬起来，跟着一个叫伊凡的俄罗斯司机去菜库进货，然后到市场上去卖。夏天还好说，一到冬天，天短夜长，于军年轻，觉又多，躺在热被窝里真是不愿意往起爬。可是为了生活，于军决定一定要坚持下去。
去年夏天的一个上午，于军卖完了菜正要收摊，从旁边的摊铺慢悠悠地踱来三个中国人。其中一人挺着个大肚子，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宽宽的额头闪闪发亮。此人正是徐飞，他领着另外两个中国人来俄罗斯考察市场，想要进口俄罗斯面粉。
中国人在国外相逢，通常要攀谈几句。徐飞见于军挺稳重，在得知他收摊后今天就没什么活了的情况下求他为自己当半天的翻译，因为他要同俄罗斯客户谈面粉购销的事。于军考虑都是中国人，能帮忙就尽量帮帮，所以爽快地答应了徐飞的请求。
于军替徐飞给俄方经理阿尔乔姆打了个电话，约定一小时后双方在乌苏里宾馆的305房间会面。看看还有点时间，几个人决定到咖啡馆休息一会儿。
四个人到咖啡馆坐下，一边品着热饮，一边闲谈。
“徐经理每次同俄方客户谈买卖都是现找翻译吗?”于军略有不解地问。
徐飞脸微微一红，解释说：“我本来在乌苏里有个翻译，是个朝鲜族人，名叫金哲。他是吉林省延边自治州的。金哲没上过几年学，没有在学校学过俄语。七年前他随着一个劳务团来俄罗斯在米哈依洛夫区种地，连续干了二年。在这二年期间，金哲用心学习俄语，学会了不少常用口语。第二年秋天，劳务团干完活回国时，金哲没有随团回国，而是留在了俄罗斯。当然，他的证件已经到期了，他不回去就是选择了非法滞留。
“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金哲在俄罗斯过起了流浪生活。你可以想象他的生活有多么艰难。本来俄语就不是很精通，加之又没有固定的工作，自然是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有时遇到警察检查护照，他就塞给警察几个钱，避过一劫。就这样躲躲藏藏，直到现在。去年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他。他依附一个俄籍的朝鲜人，名叫亚历山大，是做建材批发生意的。亚历山大虽然是朝鲜人，但是从小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俄罗斯不像中国，针对朝鲜族开设了朝鲜族学校。在俄罗斯的朝鲜人绝大部分不懂自己的民族语言，亚历山大就是其中之一。他同中国人有生意往来，无法直接交流，金哲就为他作翻译。
“自从我同金哲认识后，每次来乌苏里我们都要见上一面，坐在一起喝点酒，唠一唠。这次上来我给他打电话，不知为什么没打通。若不是遇到你，今天真的就耽误事了。”
于军苦笑一下，颇有感慨地说：“中国人真是不容易呀!”
几个人正谈得热闹，徐飞忽见窗外人影一闪，随后一个中国人推门走了进来，正是金哲。
一见金哲来到，徐飞高兴得站了起来。他忙同金哲握手，然后逐一地给其余三个人作介绍。
徐飞叫服务员再加一杯咖啡，然后向金哲打听别来之情。
原来金哲前天为亚历山大谈了一笔大单生意。为了表示庆祝，亚历山大带着金哲到河边钓鱼，一边欣赏着夏日的风光，一边喝着啤酒聊天。晚上两个人到烧烤店又喝了不少酒。当金哲回到住处时，已是烂醉如泥了。第二天醒来已是正午了。金哲一摸手机，摸了个空。他起身在屋中各处寻找，手机却不见踪影。他努力回想昨晚的情景，却有一段时间处于空白，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手机扔在了哪里。
金哲用冷水洗了一把脸，一看屋中没有什么吃的，于是到街上来，看看吃点什么。于军他们喝咖啡的地方处在市中心，金哲平日里没事时经常来这里闲逛。
于军一看金哲来了，就想向徐飞告辞。徐飞说，如果没什么要紧事的话，希望于军能够陪他们一起去谈生意，因为金哲的俄语也不是太好，有时翻译得不太明白。于军一听徐飞这么说，也就点头答应了。
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徐飞的两个朋友同阿尔乔姆签订了意向性协议，过几天去参观他的面粉加工厂。
从此以后，徐飞同于军就开始经常来往。徐飞如果有事需要同俄罗斯客户谈，他就会提前同于军约定时间。有时，于军下午没活，他们几个就凑到一起，开车到河边钓鱼，或者找个地方喝酒聊天。
去年年底，刘华强在徐飞的帮助下同费德尔签订种地合同后，刘华强就求徐飞帮忙找个翻译。徐飞向刘华强推荐了于军。于军卖菜也有些卖够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吹日晒的，尤其是冬天太辛苦。春节时他同刘华强见了面，经过一番谈话，双方都比较满意。就这样，于军随团来到了费德尔的地盘上。
于军的右侧坐着一个瘦老头儿，年纪看起来不会少于六十岁，体重不会超过五十公斤。刀条脸儿，尖下颏，一脸的精气神。他名叫翟刚，原来曾经是桦甸市夹皮沟镇一所小学的校长。六年前，翟刚在镇里承包了一个鱼塘，不但亏了本，还欠下二十多万的外债。为了躲债，翟校长远走他乡，辗转来到贝利市。由于年轻时在生产队做过饭，他在贝利市物资局找了一份做工作餐的活。为了隐瞒身份，翟刚当然不能说自己以前是做校长的，他只是说自己在老家是大礼堂的厨师。从此以后，翟校长变成了“翟师傅”。
徐飞的公司只是在物资局的办公楼内租的一个办公室，和皮包公司有点类似。天长日久出来进去的，徐飞同翟师傅彼此都有点面熟。有一次他们坐在一起闲聊，翟刚向徐飞道出了自己以前的经历。徐飞很同情他，表示以后有机会会给他以照顾。刘华强找徐飞办出国劳务的手续时，没少进出物资局的办公楼。提起劳务团成员，刘华强说需要一个做饭的，于是徐飞向他推荐了翟师傅。
翟师傅在早年还是翟同学时，曾经在学校学过几年俄语。不过那时正闹文化大革命，老师无心教，学生无心学，翟刚除了认识三十三个俄文字母以外，就记住一句“毛主席万岁!”不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对苏联还是很向往的，因为中国刚建国时，一切都是向苏联学习，好的也学，差的也学，几乎是不加审慎地“拿来一切”了。基于这份感情，这次能来俄罗斯，翟师傅的心情也很激动。他考虑到了俄罗斯以后，可能会经常出去到市场买菜，会用到俄语，所以他不时地转头向于军请教。
靠车头的方向坐着一个比翟师傅年纪还要大上几岁的老人。他坐的是倒车，单独一个座位。这位老人名叫唐友，今年六十七岁了。唐友的老伴四年前去世了，他同儿子、媳妇、两个孙女一起过活。唐友十七岁就结婚了，同妻子相濡以沫地生活了四十多年，突然这么一分开，他觉得很孤独。
村里有个高老太太，丧偶孀居，儿女都在外打工，家里只剩她一人过活。由于她娘家姓夏，村里人都半开玩笑地称呼她为“夏老丫”。村里人都知道，夏老丫喜欢唐友，想和他共度晚年。唐友家开个食杂店，平日几乎每天都有村民在那儿打麻将。夏老丫经常去唐友家的食杂店，有时打几圈麻将，有时买完东西借故坐下，同大家聊会儿天。时间长了，大家都看出眉目来了。小屯子藏不住消息，没过多久，唐友的儿子唐福也知道了父亲的心事。
唐福坚决不同意父亲同夏老丫的事。因为如果唐友去夏老丫那儿生活，就要分走家里的耕地;如果夏老丫来唐友这边，平添一人吃饭不说，家里住得就不那么宽敞了。唐友不好意思向儿子开口提及此事，他托同村好友老张头儿向唐福征求过意见。待得知儿子的态度以后，唐友顿觉心灰意冷。从此他很少在家，只要跟前十里八村什么地方有活，他就去打零工，多赚少赚都是打发时间，生活也宽绰些。
当老张头儿决定和老伴、瑞平一起出国时，他想起了好友唐友。他问唐友想不想出国干活。唐友正和家里人怄气，听说老张头一家三口出国干活，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唐友在村里干活是多面手，瓜果蔬菜秧苗培育、田间管理无一不精。刘华强听老张头儿一介绍，想到自己团中的成员精通种地的并不多，再看唐友的体格也挺好，于是便答应了。
唐友自从上车几乎没怎么开口。他总是低着头，微索着双眉，对车内其他众人的言谈宛若充耳不闻。当其他人对车窗外的景色指指点点的时候，他的脸上毫无表情，就像自己独处一室似的。
从图里洛格通往费德尔农庄的公路并不是很好。自从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建设显得十分落后，尤其是远东、西伯利亚这些不发达地区。前面有一段路正在维修。司机谢尔盖一边报怨政府的“豆腐渣工程”，一边打舵将客车拐向了临时便道。
修路的能有六、七个工人，其中有两个看起来还不足十八岁。他们有的赤裸着上身，有的穿着短袖迷彩，透过车窗看见里面坐着中国人，他们一边挥手向车里人致意，一边叽哩咕噜地不知说些什么。王金锋也挥手向他们致意。
汽车在路上行驶了近两个小时，终于来到了费德尔的农庄。费德尔与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已提前站在农庄通往公路的沙石路上等待他们。谢尔盖将车停下，徐飞、刘华强和于军率先下了车，上前与费德尔和伊凡·尼古拉耶维奇握手问候。
简单寒暄之后，费德尔将众人引向一辆废弃的龙江大客跟前。这时，其他十一位团员也相继下了车，迤逦来到龙江大客跟前。费德尔让于军告诉徐飞，这辆龙江大客能住九个人，旁边的一个活动板房由两个隔开的单间组成，供瑞平父母和海军夫妻住;另有一个活动屋，里面有两张床，是领导间。
徐飞和刘华强对费德尔的安排表示满意。费德尔通过翻译教大家围成圈站好，然后发表了简单的欢迎致辞。他首先对中国朋友的到来表示欢迎，希望大家在这里工作愉快，生活顺心。随后，他讲了一些有关安全生产的细节，又教大家注意人身安全。平时不准随意离开农庄范围，有事通过翻译找他协调。这时，后面运送众人行李和给养的货车也驶到了农庄。刘华强连忙指挥大家卸货。费德尔简单地向于军交待了几句，然后同伊凡·尼古拉耶维奇离开农庄，返回了公司。
俄方经理一走，十四名中国人中大部分人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这里面只有徐飞和于军经常跑俄罗斯，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对他俩来讲已经习惯了。刘华强以前在国内经常出差，去年谈合作时来过一次俄罗斯。虽然他也不大适应，但相比其他团员还好一些。余下的十一位心情可就不一样了。面对着脚下的一片荒草，头顶的一片蓝天，在这没有人、没有电的荒野里要连续生活工作上几个月，真的是体味到了孤独、无依、失落、落寞的离家滋味。
住地旁有一条小河，宽不过两米，河水却十分清澈。众人打开包裹，取出锅碗瓢盆，取水擦拭地板、床铺。翟师傅和唐友找来几块砖，搭了个简易的灶。然后取水淘米，将锅架在火上，开始了劳务团的第一顿野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