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军为了赶时间，不想同他嗦，从兜里掏出两千卢布塞给了交警。没想到这位老兄不吃这套，他把钱还给了于军，并且告诉他：“你如果再这样，我会告你行贿的。”
没办法，于军只能听天由命了。
交警驾车将这两个人带到了哈罗里市区内的一家银行。交罚款的柜台前有七、八名顾客排着队。于军他们只好站在队伍后面耐心等待。
柜台内的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她并不因外面有人排队而加快自己工作的速度。于军前面的俄罗斯顾客都老老实实地等着，有的一动不动，有的翻看着手中的手机。
于军刚到俄罗斯工作那会儿，如果遇到这种场面，心里会急出火来。可是他在俄罗斯工作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地适应了俄罗斯人的节奏。他知道，同他们急是急不起的。即使你急死了，人家那边还是雷打不动，该怎么慢还是怎么慢。用中国人的老话说就是：火上房了人家也不急，而且还会说上一句：“下思(等一会儿的意思)!”曾经有中国人半开玩笑地问俄罗斯朋友：“你们的‘等一会儿’大约是指多长时间?”俄罗斯朋友认真地想了想，然后回答说：“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等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轮到了于军他们交罚款。工作人员递给于军三张单据让他填写。
于军对于金融方面的俄语词汇懂得并不多。他大致浏览了一下这几张单据，发现除了姓名、护照号、签证号、罚款事由几个词认识外，其余的单词大都不认识。无奈之下，他只得将单据交给了交警，让他帮忙填写。
交警接过罚单，从上到下看了足有二十分钟，这才伸手拿起笔来，一边想一边填。好不容易填完了，递给里面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看了看，示意交警将头伸到柜台前，然后用笔指点着罚单，告诉他哪里需要修改。
交警皱了皱眉，重新到单据架上取来三张空白单据，依照旧单据和工作人员的指示重新填写了一遍。
这次银行工作人员没有摇头。她在每页罚款单上用铅笔勾选了三个地方，然后教于军和老张头儿签字。
于军和老张头儿在罚款单上签完了字，然后每人交了五百卢布(相当于人民币五十元钱)的罚款。工作人员在罚款单上盖了戳，然后撕下小票，递给了交警。
于军和老张头儿终于长长地松了口气。于军看了下表，从在检查站被截到现在，将近三个小时过去了。
他们三个正从银行大厅往出走，迎面过来一个细高挑儿的年轻人。这个人面皮很白，浓眉毛，双耳戴着耳钉，走路略微有些晃。他向于军挥了挥手，用蹩脚的中国话笑着说：“你好!再见!姑娘，大屁股的好!”
于军差点笑出声来，心中暗叫这人好臊。
三个人乘车按原路返回哈罗里检查站。交警拿出检查站的单据，又教于军和老张头儿在上面将自己的名字签了能有二十几次，随后将两张盖好戳的小票给了二人，这才准许他们通行。
于军二人今天过足了签名的瘾，心想明星的生活也不过如此。
老宋听于军解释了迟到的原因，无奈地笑了笑，说：“老毛子，哎，你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好在我提前安排人开始起苗了，你们虽然来晚了，但耽误不了事。”于军听老宋这样说，一路以来的焦急心情才略有舒缓。
谢尔盖问于军秧苗大概什么时间能装好，于军估算了一下，告诉他怎么也得五、六点钟。谢尔盖说他要到附近的河边去钓鱼，五点钟准时回来。于军点头答应。
谢尔盖将货车停在靠近大棚的一块空地处，关上车门去河边了。于军和老张头儿商量了一下，二人分一下工：由老张头儿守在车上，记录托盘的个数(每个木制托盘上面计2500株秧苗);于军在起苗现场巡视，负责检验秧苗的质量。
于军率先来到距离货车最近的一栋大棚。这里有八个人，分成四组在起秧苗。他们的双手在飞快地忙碌着，嘴上也不闲着，说的全是家长里短，坊间绯闻。
于军不认识这些人。他一边背着手看大棚内秧苗的长势，一边假装不在意地听这些人在聊些什么。
大棚中间是一条留给工人通行的土道，秧苗按正方形布局分栽在道的两侧。于军数了一下，左、右各十五个方块。右侧靠近大棚门口有两个妇女正在飞快地起着秧苗。二人当中一人戴着男式鸭舌帽，一人围着头巾。
戴鸭舌帽的问戴头巾的：“张强他们去鹿角厂了?”
“嗯。起大早去的。”
“老肖他们都去了?”
“都去了还没够，张强又叫了两个黑毛子，凑了七个人。”
“黑毛子干活能行吗?”
“对付干呗。中国工人今天是全出动了，不叫黑毛子那边人手不够。”围头巾的不屑地说。
“大嫂，张强同贾玲在一起你放心呀?”大棚中间的一个毛头小子冲戴围巾的喊道。
“人家贾玲是老徐的。你大哥他惦记也是白惦记。”大嫂笑着回敬毛头小子。
“喂，老徐回国呆这二十来天，贾玲都有点熬不住了。前天，老徐刚回来，半夜就来了。”戴鸭舌帽的略显神秘地对大嫂说。
“你听见老徐的声音了?”大嫂严肃地问。
“怎么没听见?我们两屋中间的墙是软隔断，一点也不隔音。”
“严同刚还不知道呢。如果知道了，还不把他姐夫给撵回去。”大嫂笃定地说。
“贾玲说以后她只干鹿角厂的活，庄稼地里的活她一次也不接了。”
“老徐没少给她贴钱。你没见她这一段时间穿的戴的都不一样了?”大嫂的语气中似乎有点嫉妒的痕迹。
“老徐的媳妇是干什么的呢?”戴鸭舌帽的问大嫂。
“在东宁开美容院的。一年不少挣。人家孩子在海参崴留学。”大嫂说起别人家的事来如数家珍。
于军不好意思听妇女间的这些闲言碎语。他背着手一边往里走，一边参观老宋这儿大棚的架构和棚内秧苗分布的格局。大棚顶部采用的是PC阳光板，两侧墙体上都贴着反光膜，南北两侧的门都开着，一是为了干活时进出方便，二是为了通气，因为现在的气温已经不低了。
于军走到大棚中间停了下来，他见这里有两名男工正在起苗。其中一名男工穿着很整洁，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不像农民，倒像是作文职的。另一名是个秃头，个儿不高，赤裸着上身，将脱下的衬衫系在腰间。
戴眼镜的见到于军后，颇有礼貌地用俄语说了句“你好!”
一听这人的发音，于军就知道他是会俄语的，绝不是像一般民工那样只会打招呼这三、五句。他马上笑着用俄语回问了一句“你好!”
秃头笑着对戴眼镜的说：“这回你不用寂寞了。你俩用俄语侃吧!”
于军微微点了点头，问戴眼镜的：“您是专业学俄语的吧?”
“对。看来咱俩是同行。”
“学了几年俄语?”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戴眼镜的轻轻叹了口气，继续说：“我初中学了三年俄语，高中学三年。这就是六年。九四年参加高考，考入了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就是现在的齐齐哈尔大学前身。我当时在轻化系硅酸盐专业就读。当时大学校园里面都已开设了计算机课。可是我们学的不是计算机基本操作应用，而是用一种叫做‘Turbo Pascal’的高级计算机语言编程序。对一个俄语生而言，用英语来编程序无疑是用天书写作。理论课老师上完课就走，你有问题连他的影儿都摸不到;上机操作课的老师简直就是个‘二百五’，你问她问题她也不会。有时上课上到一半，她就去接孩子去了，课上根本没有老师教你。”
“中国高校扩招速度过快，师资队伍建设没有跟上。这确实是个问题。”秃头插话道。
“我们那时还没扩招呢，”戴眼镜的纠正道，“这些老师教不会你，他们自己一点责任不用负，到了期末考试，他抓你补考。我第一学期就挂了两科，计算机和机械制图。我的空间想象力比较差，上高中时学立体几何就很吃力。好在经过一番努力赶上了。可是一到大学，学制图实在费劲。我在班级里面当时是有名的‘徒手作图’。人家按制图规则描若干个点，然后将点连成线，这是正确的方法。而我不懂这些规则。我照着其他同学绘图的轮廓徒手一画。我自己觉得能过关，可是制图老师一看就能发现毛病，每次都过不了关。”
“画画是需要天赋的。写字也一样。我发现不少写字写得好的人画画得都不错。”于军说。
“我们学校当时规定：学年累计三科挂科就要降级，四年累计五科挂科就拿不到学位证。我一想这样下去太危险了，于是就退学了。”
“你既然学的是俄语，当初为什么不选择一个不学编程的专业呢?”秃头颇为不解地问戴眼镜的。
“我们报志愿时，有些学校的某些专业是明确只招收英语生的，这些学校在高考志愿填报书上标注得很清楚。可是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当时并没有对非英语考生设限，谁知道它开设哪些课程?这纯粹是坑爹。当时它如果说明白开哪些课，或者对非英语考生有个提示，我怎么会报这所学校?”虽然事隔多年，可是一提起这件事，戴眼镜的显得很气愤。他接着说：“我当时也琢磨过，学校当年之所以选择开设‘Turbo Pascal’高级语言编程这门课，可能是因为这本书是我们副院长编的。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这本书的编写者有两位，一位叫唱江华，一位叫张益铎。我入学的时候院长是王墨林，过了半年，唱江华就升为院长了。”
“我听说，在高校如果估计哪科要挂，给老师送点礼就能过。你怎么不给老师送礼?”于军问道。
“哎，”戴眼镜的叹了口气，继续说：“哥们儿平生就是没学会这项本事。我也不知道计算机和制图老师家在哪儿住，总不能把礼送到老师办公室吧。我有个老乡，考试后估计哪科要挂，给老师买两条烟，就过了。”
“过了给判多少分呢?”秃头对高校的游戏规则似乎不大了解。
“60。一分不会多给。60分万岁嘛。”戴眼镜的回答。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腐朽了。”于军的语气像老年人一样显得心灰意冷。
“哥们，你不知道，”戴眼镜的被话题勾起了兴致，似乎许多话不吐不快，“被动收礼的老师还算收敛的。有的老师在课堂上就明目张胆地索贿。”
“这我可不信。老师难道能明着向学生要好处?”秃头一边摇头一边说。
“你还不信?”戴眼镜的有些激动，“我当年入学上第一节课时，我们的俄语老师上课前十五分钟一句中国话没说，说的全是俄语。随后她用中国话告诉我们，大学期间要通过国家组织的四级俄语考试。考试非常难。‘你平时考试如果不行，到我这里还能通融通融。可是，四级考试如果过不去，你怎么办?’这是她的原话。你说，她所说的‘通融通融’是什么意思?”
“中国语言太丰富。有些话不大好猜。这‘通融通融’恐怕话里有话。”于军一边摇头一边说。
“十多年前，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有档节目，叫《事事关心》。有个黑大的张军教授在那里作客播。当时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让他讲讲大学老师收礼就不抓补考的事。他还真的讲了。可是，他在节目中并没有替这类老师感到羞耻。他辩解说，有些学生找到老师，尤其是女学生，热泪盈眶，梨花带雨，哭着求你放她一马。你能狠心拒绝吗?”戴眼镜的越说越气愤。
“这里边就差‘潜规则’了。”秃头不怀好意地说。
“现在假证之所以泛滥，恐怕与高校颁发的文凭含水量太大有直接的关系。”于军说。
秃头一听这话眼睛亮了，他似乎对假证这行很了解，插话道：“中国文凭市场有真的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真的假文凭’是制假证贩子做出来的文凭;‘假的真文凭’就是通过贿赂老师或者教育部门主管领导，从而获得的由国家机构颁发的文凭。二者都是水货。”
“现在这世道，没地方说理去。”戴眼镜的长长叹了口气。
“贩卖假证的公安机关可以出重拳整治，可是高校的那些蛀虫却没看到有报道被清除的。”秃头说。
“那么您退学后就此中断学业了吗?”于军问戴眼镜的。
“我退学后到哈尔滨找了一所成人高校，学了二年俄语。毕业后就到俄罗斯作翻译。这一干就将近二十年。”
“这位老兄不但俄语好，而且才华横溢。他姓管，我们都称呼他为‘管子’。你知道管子吧?”秃头笑着问于军。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于军背起了古文。
“您怎么称呼呢?”于军问秃头。
“我同人家没法比。我是出大力的，你叫我‘老田’就行啦。”老田一边说，一边指着管子，“人家不是在这儿出力的。他哥哥在宋老板这儿干长工，最近生病了。他是替哥哥顶几天。”
言谈之间，老田和管子面前的托盘已经装满了秧苗。他们抬起托盘，向停着的货车走去。
于军在大棚里面感觉有些气闷。他走出大棚，到河边找钓鱼的谢尔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