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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外
1945年3月，美国的一家出版公司为了能得到《鼠疫》的版权，不得不同时买下《局外人》。在销量上，《局外人》成为《鼠疫》的附属品。
加缪对《鼠疫》从未完全满意过，但它却成为了大畅销书。它的畅销使得加缪感到十分意外。而《局外人》是令加缪激动到无法安眠的作品，但它的销量一直不好。
《反与正》首印350册，《局外人》首印4400册，《西西弗斯的神话》首印2750册。而《鼠疫》，首印22400册，出版三个月就在法国卖出近10万册。
在写作上，加缪为《局外人》这部小说几乎没有费力就自己成形的过程感到惊讶不已。但《鼠疫》的写作与曾经的《快乐的死》一样困难，从1942到1947的5年间，断断续续的，令加缪十分困扰。加缪认为《鼠疫》很笨拙很难看。
鼠疫的写作进度十分缓慢，其中一个因素是这期间加缪的肺结核病痛再次汹涌爆发，不得不需要定期接受人工气胸治疗，且禁止游泳。然后辅助以红肉和冷空气治疗。肺结核已经使得加缪早已放弃了足球，然后便是游泳。一直以来，加缪都是结核病的带菌者。他患上了肺结核而且此病无法医治。加缪因肺结核而失去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机会。因肺结核而不能参军。
《鼠疫》中特设的足球运动员冈萨雷斯这个人物寄托着加缪的不甘。而关于游泳，《鼠疫》中最关键的人物塔鲁正是与里厄医生一起游泳后，他们变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在这之前，里厄抗拒着与塔鲁表露自己真实的心声。所以，大海是其中必要的催化剂，塔鲁认为洗海水浴是与圣人身份相称的，而大海给了里厄罕有的幸福感。
在《局外人》中，游泳、夏日和大海是曾推进第一部分叙事的重要元素。《鼠疫》中，当鼠疫莫名其妙消退时，“大海在悬崖之下却比那时更为喧嚣”。
对于大海，加缪曾说“我在海边长大，我的唯一财富是贫穷。后来，我渐渐长大，便失去了亲爱的大海，于是，我所拥有的一切奢华，都瞬间失色，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凄惨。”大海之于加缪，是愉悦的代名词，隶属加缪人生十大词语之一，而疾病使加缪与大海分离。
分离是《鼠疫》的内核，而疾病已经使得加缪不得不分离很多，亦焦虑与恐惧很多。纵然加缪说过“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但加缪在《快乐的死》的结尾将主人公莫尔索安排至因肺病而死去的叙事恰是某种绝望般的反抗。而《鼠疫》开篇，里厄医生与他妻子的分离是加缪与妻子弗朗辛的现实镜像。
1942年下旬，加缪先因肺病独自在法国治疗，而妻子弗朗辛回到阿尔及尔找教师的工作。加缪定的船票是1942年11月21日，而11月7日到11日，维希法国人与英美联军在北非作战，德军一路向南推进，整个法国被德军占领。至此，在1942年的冬天，加缪与弗朗辛失去联系。
就是在如此跌跌撞撞地创作中，《鼠疫》的销量近乎奇迹般的攀升。它的版税使得加缪偿还了曾经在大学的助学贷款。即使这样，加缪在自己的手记中是这样写的：“30岁那年，我几乎是在一夕之间成名。对此我并不感到怀念。后来我甚至觉得那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知道这是什么了。根本没什么。”
加缪自我定义的成名之时，是《局外人》的出版。而在随后的手记中加缪紧接着写道：“声名，充其量不过是场误会”。
二误会
耶鲁学派布鲁姆所提出的“阅读总是一种误读”理论十分契合的阐释了加缪《局外人》出版后所带至的影响。其实加缪在自己的戏剧文本《误会》中已阐述过，即“人生在世，不应演戏作假”。但《局外人》出版后引发的一个罕见的文学越界到法律的例子还是使得加缪感到意外。
1948年，高中生潘康尼在两个同学的怂恿下杀死了同学居亚代。潘康尼对检察官强调他的行为受到多部现代主义小说的启发，其中包括默尔索的杀人行为。潘康尼认为如果法官不能理解默尔索杀人的时候没有仇恨，那法官就不能理解自己。
死者居亚代的父亲写信给加缪，请求加缪本人否认小说可能对凶手潘康尼造成的任何影响。加缪拒绝了。加缪拒绝为自己开脱。加缪像一个存在主义者强调一个写作者要对他的语言负责。随后加缪写给居亚代父亲的信被泄露了。
我们才得以看到加缪对这件事的态度：“《局外人》实际上与我其他的作品一样，都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我对死刑的恐惧、我对任何有罪的嫌疑的痛苦追问。我的作品不意图指控人。它们是要试图理解人，给人们共同的不幸以发声的机会”。
加缪曾在1950年的一封信中说“与《鼠疫》不一样，《局外人》不是给所有人的书。也许以后。”
也许以后，《局外人》不会再被误读。这或许是加缪的某种希冀。
误读导致了一种道德困境的存在，这是加缪必须在当时解决的问题，这一个杀人的文学事件比《局外人》更具轰动效应，而它引出的困境使得它比写作《鼠疫》更令加缪头疼不已。
其实，当文学成为社会学事件后，人们关注的内核便偏离了文学，倒向了社会学一边。
比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被阐释为是两个国度之间的强奸行为，即“古老的欧洲诱奸了年轻的美国”或者“年轻的美国诱奸了古老的欧洲”。比如晚近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作者林奕含在被采访时强调的是她创作的这个文本自己不愿意被阐释为性、性别与阶级做连接，但它不可避免的被当成是社会学文本去阅读。
《洛丽塔》的那个阐释已经超越了社会学，已经形成文学政治化的解读，而文学政治化的阐释恰恰是瑞典科学院所异常关注的。
也就是说，后来，加缪对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两个国度的殖民与解放问题上决定保持沉默的时候，瑞典科学院将文学奖赋予了加缪。文学政治化阐释的后果是加缪被瑞典科学院推到了政治问题的风口浪尖上。在公布消息之后，加缪的周遭几乎即刻蒸腾起异常强烈的反对的声音。在加缪走向斯德哥尔摩领奖的前前后后，加缪的政治倾向问题一直被记者围追堵截，加缪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自由座谈会变成了一次激烈的政治讨论。焦头烂额的政治问题使得加缪都忘记了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事情。
所以，加缪的诺贝尔文学奖之旅并非是关于文学的，在此之前的《局外人》引发的社会学杀人事件也非文学。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讨论的是自杀问题，而《局外人》之后的问题，是杀人问题。
三杀人
《鼠疫》开篇引出的柯塔尔这个人物，上吊自杀时被一个拮据的政府临聘公务员格朗救下，而在支撑鼠疫叙事的塔鲁的笔迹中专门有个标题叫《柯塔尔与鼠疫的关系》。如果不是鼠疫忽然莅临，柯塔尔就会被捕。当塔鲁询问柯塔尔是会坐牢还是服苦役时，柯塔尔是这样回答的：“要是运气好，会坐牢……但那是个过错，谁都会犯错”。
如果柯塔尔运气不好会怎样？他的结局不得不令人想到运气不好的默尔索，而柯塔尔含糊其辞的那个过错，与默尔索莫名其妙的开枪杀了人可为镜像。可以把柯塔尔在听到塔鲁的嘲弄后激动地自我辩解赋予在法庭上沉默不语的默尔索。
而这个独自在阴暗的房间里阅读卡夫卡的《审判》的矮胖子，利用鼠疫期间的物资闭塞，投机走私，大赚不义之财。等到鼠疫结束后，却向街上欢乐的人群开枪。
柯塔尔在《鼠疫》的结尾，还是试图杀人与他在起初的上吊自杀行为就是加缪在《反抗者》中试图论述的一个有趣的观点：“应当用自杀来为有正当理由的杀人赎罪”。
这就是加缪试图解决道德困境的方式，即“当涉及到杀人的道德问题时，加缪陷入了结果论与义务论两种立场的相互矛盾之中。（结果论以行为的结果判断行为是否正确；义务论者坚持某些行为不管怎样都是对的或错的。）总起来说，加缪是一位结果论者，但是，他对杀人的强烈厌恶使他更倾向于认为杀人总是错误的。第二，虽然加缪不愿意相信上帝或来世，但他对基督教的那些看法使他倾向于以赎罪和惩罚来处理难以解决的道德问题”。
这个矛盾的原则是加缪处理现实与虚构的原则，即加缪拒绝仁慈对待与纳粹合作的法西斯报纸的编辑作者布里奇亚，但在请求免除布里奇亚死刑的请愿书上签了字。加缪为了某种原则而签字，即由国家法制宣判的死刑带来的恐惧。这个原则是《局外人》第二部分叙事的核心，也是《鼠疫》中塔鲁向里厄回忆自己父亲时对死刑矛盾般地批判。
加缪曾在首版《局外人》的题词上用一句话戏谑了某种死法审判体系，即“假如你不想被判死刑，一定要在你母亲的葬礼上哭泣”。
四鼠疫
加缪在1942年9月的手记中这样写道：“不要把‘鼠疫’放进标题中。而是诸如‘囚徒’之类的”。在没有确定标题的时候，加缪起了一个副标题《具有拯救力量的鼠疫》。鼠疫一开始是加缪所找到的一个象征性意象，它的杀伤力和净化力构成的矛盾美学。
1942年11月11日，加缪在手记中骂道“跟那些老鼠没两样”。
至此，鼠疫与战争的象征性连接不言而喻，战争使得加缪夫妻分离。因此在《鼠疫》的扉页上的题词中，加缪对鼠疫是监禁的隐喻直截了当，它比《局外人》的象征性更容易理解。加缪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将鼠疫这个支撑点放到每一句话语的背景里，读者自然便会肃然起敬。
然后就是把鼠疫安置在被加缪称为“厌倦之都”的奥兰。加缪笔下的奥兰是欧洲与东方最恶劣品位的集大成者，是砂石尘土之都。这一切的厌恶都是因为奥兰没有“能散步的海滨大道”。但只要骑车或者做公交抵达其周围的海滩，能去游泳时，加缪对奥兰的不满情绪可以被暂时忘却。落实到《鼠疫》中，里厄说过同样的话:“待在这个城市里，有时我厌烦得只想反抗。”但加缪也曾在自己独自旅行时这样感悟道：“任何地方如果不能让我厌倦，就不能让我学到任何东西”。
必须提到的是，奥兰是弗朗辛的家乡，她在这里的女子高级中学教数学，但她最大的爱好是弹钢琴。弗朗辛极为敏感害羞，但她还是在她的文学教授的姐姐极度鄙视加缪的时候选择了他。
因法军溃败，加缪在1940到1942年间，被迫流亡奥兰。此时，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犹太家族的10岁的德里达被迫退学。同样的例子比如在出版《西西弗斯的神话》时，有关卡夫卡的章节必须删除。当《鼠疫》中描述柯塔尔阴暗房间书桌上的侦破小说时，加缪故意将这本小说的名字模糊，但在之后柯塔尔的谈话里，他讲出了这本书的情节。这个情节将书名指向了卡夫卡的《审判》。这种隐晦的叙事亦是对政治审查的趋避。
1941年到1942年的阿尔及尔爆发了斑疹伤寒。斑疹伤寒的意大利语词源就是鼠疫。当时感染斑疹伤寒者达20万，死亡率30%。离阿尔及尔不远的困居奥兰的加缪对此应该有所耳闻。
所以，鼠疫隐含着疾病与战争的双重隐喻，作家自身受困于疾病，更因战争被囚禁一隅。
一开篇加缪就将里厄妻子抛向远方，是加缪安排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别离。这旷日持久用了200多页的文字，大部分笔墨都留给了对鼠疫的叙述，对这次分离仅是只言片语而已。而对鼠疫的记载源自的是塔鲁的笔记。
在《鼠疫》的最后，里厄掩埋了塔鲁，旋即接到了妻子死去的电报。这个紧密的叙事安排是加缪有意为之的。因为里厄没有时间去悲恸，在整个鼠疫期间，量化的悲伤一直折磨着里厄。“虽然痛苦但并不意外”，这就是里厄的感受。
量化的悲伤早已经达至抽象的程度。当起初滞留奥兰的朗贝尔请求里厄医生为他开据报告，证明其没有感染而不得后，朗贝尔指责里厄说：“您从来想不到别人，您根本没有考虑那些妻离子散的人……您生活在抽象观念里”。
对此，里厄并没有反驳他，“抽象观念”使里厄陷入了沉思。鼠疫制造的苦难正如抽象概念一般单调而毫无变化。恐慌和痛苦在日复一日中变得千篇一律。面对徒劳的死亡里厄医生决定采取闭锁情感以及冷漠的眼神，即“要想对付抽象概念，就得大体上与他相似”。
而抽象概念显得比幸福更有效力，这是最后使得朗贝尔留下的某种原因。当记者朗贝尔从公务员塔鲁的嘴里侧面得知了里厄医生的妻子正在外省接受治疗，而里厄医生却在这里。这一事情对朗贝尔的冲击是剧烈的180度，从极力想逃出城到主动加入塔鲁组织的医疗队只是这三个字：“在这里”。
五雕像
在《鼠疫》中，城市中的雕像成为加缪暗里嘲弄的对象。
我不得不引出加缪的叙述：“……塑像，还在以他们的石头或铜的假面孔让大家想起人死后光彩尽失的样子。这些平庸的偶像在浓浓的夜幕下，在死气沉沉的十字路口摆出庄严的模样，其实只是些冷漠的毫无理性的家伙……即一座大古墓的秩序，在这座大古墓里，鼠疫、石头和黑夜最终会窒息所有的声音”。
加缪的书桌上摆着尼采的照片，这一番嘲弄就像站在《偶像的黄昏》下，来看待《鼠疫》中“教堂赶制圣洛克塑像，管风琴无休无止地奏着”这样临聘的象征。这些雕像矗立在那里，象征着某种英雄主义，这很顺理成章。这也是朗贝尔想要逃离这座城市时与里厄医生的辩论，试图委婉地指责里厄医生有充当英雄主义式的雕像的嫌疑。
但里厄的回答是：“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朗贝尔对“诚实”表示困惑，里厄旋即解释道：“诚实就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而对于朗贝尔焦急出城想见到他朝思暮想的情人时，里厄说这是朗贝尔的诚实。如果非要贴近一个英雄主义式的人物，《鼠疫》中的塔鲁是这样的。他几个星期前才来奥兰，最终死了在奥兰。
当里厄听到耗尽心力想要逃离鼠疫之城奥兰的朗贝尔决定不离开时，里厄问他“那她怎么办”，并用坚决的口气说“这太愚蠢，而且，选择爱情，毫无羞愧可言……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舍弃自己之所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抛弃了我之所爱。”
我必须完成我的职业道德，这是里厄作为医生的诚实。我被指派来调查阿尔及尔贫民区卫生状况却滞留于此，我必须直面我与她见面的急切愿望，这就是朗贝尔的诚实。然而，他们都被鼠疫的抽象观念留下。其实，记者朗贝尔的出逃计划只不过被加缪故意延宕着，加缪静静地等待着他做出不得不选择留下来的时刻。用诚实与抽象观念将朗贝尔困在对立的矛盾中，这就是加缪的计谋。
里厄的诚实表现在对鼠疫之初斩钉截铁的判断上。在鼠疫之初，里厄医生与里沙儿医生（当地最著名的医生）对于病疫观念对立时，里厄力争必须抓紧时间召开首次必须省长参加的卫生委员会会议，必须尽快统一意见。在会议上，里沙儿、省长等都在纠结是否应该用鼠疫来命名这次瘟疫，而里厄时刻都在强调的是“要紧的不是推敲字眼，而是争取时间”。
六2+2=4
关于2+2=4这一处《鼠疫》中的关键叙述，读客版（李玉民）和译文版（刘方）有着一个否定词之间的翻译差别：
刘译98页：“历史上永远不会出现这样的时刻：敢于说2+2=4的人被处死。”
李译118页：“历史总会出现这样的时刻，敢于说2+2=4的人被判处死刑。”
在这个关键语句上，我认同李译。
当布鲁诺在火焰中被烧灼的痛苦呐喊时，围观者会对“2+2=4”充满怀疑甚至抛弃。布鲁诺指责教会的“2+2≠4”的行径比死亡更令人恐惧。这也就是为什么里厄医生说出“历史上总会出现这样的时刻，敢于说2+2=4的人被判处死刑”的内涵。当要向全城的人们宣布2+2=4的事件确定无疑时，这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而加缪曾在手记中说“人永远都有一套哲理来解释自己为何缺乏勇气。”（最切近的例子莫过于终南山坐在父亲的墓碑旁不断地问自己“我要说出真相吗”）
要。它意味着诚实。也意味着在有序中激起无序，但鼠疫已经是最大的无序了。必须接受2+2=4，但总会有力量打破等号。里厄在卫生委员会上一直强调，分离已成定局，重要的不是命名，而是尽快行动。当一切走起来，哪怕是艰难地挪动，人们会从惊愕升级到恐惧，然后随着时间，降落成认同，直至接受。
在无序的鼠疫里形成正常生活的秩序。在任何一场灾祸中，“我们的同胞已循规蹈矩，他们已适应了，因为他们别无他法。”尽管加缪说过“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但“习惯于绝望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鼠疫使希望变得抽象，但绝望却显得十分具体，比如“已愈合的伤口突然重新崩开”时，即使在如此细微之处的苦痛感如此剧烈，但大家不得不“囫囵接受一切”。因为你会看到某些令人讶异的现象：“他们(病人)对待疾病似乎抱着某种认同的态度。”
里厄说“我们一道工作是为了某种超越了渎神和信神而把我们集合在一起的东西”鼠疫播撒恐怖从不选择对象，它似乎就像不容置疑的神谕一样，语言抽象与模糊。它宣布我们不得安宁。但在此时，反抗将人们团结，而怨恨将人们分开。必须期待希望的跳跃性会被等待连贯起来。这些抵制我的一切，我终究要理解它们。面对鼠疫，这是一场毫无胜算可言的战斗。
在与鼠疫最后的交战中，在那庄严的间歇中，塔鲁被鼠疫的长矛刺穿，这是里厄作为医生所面对的最后的失败，是结束战争的失败，这个失败使和平本身成了永远治愈不了的伤痛。这促使里厄相信自己永远不可能再找回安宁。
但努力地在生存中获得艰难的安宁是人生永恒之必修，在出生与死亡横亘的鸿沟中，亦是静水流深的日常。就像塔鲁所说：“有鼠疫，就得去防治，我们做的就是这个而已。说真的这根本没什么，何况无论如何这也不能证明什么。”但在一场毫无胜算的战斗中坚持到底，这才叫反抗。要永远认识到人生只有这里，只有此时此地。这才是在那庄严的间歇中，游完泳的塔鲁和里厄坐在河坝上，凝视着大海，互相敞开心扉时，于星空下留下的永恒意义。
七客观性
《局外人》虽然刻意遮蔽着《快乐的死》中强烈的情绪，但主人公默尔索的情绪释放依然感染着当下每一个阅读者。而《鼠疫》将情绪收敛，主人公里厄身在其中又旁观在外，使得整个叙事平稳有序。虽然鼠疫的灾祸本身是无序的，但叙事策略是这样的“他几乎不想通过写作技巧的作用来改变任何东西……正是客观性本身迫使他此时此刻这样讲”，《鼠疫》像极了当下兴盛的非虚构写作时代。
客观性允诺给作家以记忆力，但想象力的缺乏正是加缪写作此书痛苦的原因。他写作的原点是用另一种监禁表现监禁，但作家确实把自己监禁了。加缪身临其境，两种监禁生活都或大或小的经历过。与此同时，加缪的想象力也被监禁着。因为鼠疫期间，最具想象力的就是鼠疫本身。是鼠疫的灾祸推进着叙事本身，而非作家推进着鼠疫。
如果说《局外人》的开头充满想象力，那《鼠疫》的结尾其实以一种朴素的风格证实了想象力的延续。这想象力不属于作家，而恰恰属于鼠疫。《鼠疫》的结尾是鼠疫迫使作家“想象不出”之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叙事。但唯一可以十分笃定的是未来的叙事依然需要用到那几个词语:再度，再罹，重新。
作家被客观性胁迫了，被想象力囚禁。而“想象不出”是作家最痛苦的天敌了。恰恰是想象力的强迫将虚构成分变得真实起来的痛苦，这是想象力携带的创伤。当呼唤对他者充满想象力的同时，另一部分正呼唤着自我的残缺。这恰是令人难受的地方。
但《鼠疫》结尾所试图证明的一个最重要的客观性是：“人的首要能力是遗忘。”
八小插叙
加缪在《鼠疫》中细致地描摹了里厄的母亲。所以，里厄的父亲在哪?加缪车祸之前，要写成与托尔斯塔《战争与和平》一样的巨著《第一人》，主题就是寻父。《第一人》使得加缪写得比《鼠疫》更艰难，其原因我认为是加缪惯性地陷入了客观性的回忆中了。
关于两个译本的比较。读客的封面做的属实不错，但李译中的成语过多和断句节奏令我很难喜欢，还是喜欢刘译的。
李译格朗小说的第一次开头:五月一天明媚的清晨，一位曼妙多姿的女骑士，座下一匹英俊的阿勒桑牝马，奔驰在布洛涅森林公园的花径上。
刘译：“在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位风姿绰约的女骑士跨一匹漂亮的阿尔赞牝马，驰过布龙涅林苑繁花似锦的条条小径。”
相比这一句话中的几个词语选择，我还是青睐刘译的。
格朗的这个开头让我想起爱伦坡一个小说的开头：
在这年秋天的一个沉淡、阴暗、寂静的白日，天上的云彩低垂。整整一天我独自一人骑着马走过乡下一大片极为凄凉的土地，暮色降临时，我终于看见了那阴沉的厄舍古厦。（爱伦坡《厄舍古厦的倒塌》）
一个女骑士的开头和一个男骑士的开头，齐了。
加缪对托氏《群魔》很是喜爱，《鼠疫》的开头与《群魔》的开头气质十分相和：
鄙人志大才疏，所以在下笔描写不久前发生在敝城这个至今平淡无奇的城市里的咄咄怪事时，不得不从稍前的往事说起。（《群魔》）
构成此编年史主题的奇特事件于194-年发生在奥兰。普遍的意见认为，事件不和常规，有点离谱。乍一看，奥兰的确是一座平常的城市。（《鼠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