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牟宗三在《生命的学问》自序中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而本书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历史文化意识，点醒人的真实生命，开启人的真实理想”。
牟宗三在1909年出生于山东省栖霞县牟家疃，祖籍湖北省公安县。1928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家、哲学家，获香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在各学院及大学授逻辑与西方文化。1960年应聘至香港大学主讲中国哲学。1968年，由香港大学转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哲学系主任。1974年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又继续在台湾各大学执教，直至1995年去世，享寿86岁。
牟宗三
牟宗三的学术研究范围包括逻辑学、康德哲学、宋明理学、魏晋玄学及佛学。
一、其人
牟宗三说他生活的时代“拔了根，落了空”，他自己是一个“孤峭”的人，他说他写的文章，“置诸天壤间，悟者自悟，迷者自迷。”他有句名言，“少年要有聪明，中年要有功力，晚年要有境界。”
牟宗三对他的业师熊十力感情极深，熊十力也曾这样评价自己：“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
熊十力在1960年
熊十力曾对牟宗三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懂得了，实则差得远。说到懂，谈何容易。
牟宗三对熊十力的评价极高：“当今之世，唯彼一人能直通黄帝、尧舜以来之大生命而不隔。”
牟宗三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极不赞同的，“于以见他那一切知识学问全成为粘牙嚼舌之工具，毫无灵魂可言。”同时，他对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亦颇多微辞。
对于梁漱溟，虽数度闹得不愉快，但牟宗三还是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梁先生究亦是克已守礼之君子，与俗辈不同也”。
二、哲学
牟宗三认为要做好哲学，必须要做到：
一、忘却现实与名利，做事有汉子气，谓之“勇”
二、不囿于一切规矩，牟宗三称为“逸气”，谓之“智”
三、一切有陌生之感，可由此进入造化之原，便通透了，牟宗三称之为“原始的宇宙悲怀”，“仁之根”，其实便是“悟”
但这三点都是向外的，即“有取”，还没有达到“无取”的境界。
恩斯特·恩格尔
从哲学上下功夫有两条路，从客体方向表现是柏拉图的，从主体方面表现是康德的。当实践主体即“道德的心”被建立的时候，才真正达到了“海底涌红轮”的境界。到了恩格尔的境界，智、意、情均已完成，牟宗三名之曰“辩证的综合系统”。
这个体系，一定要融会贯通，不能稍有差池。否则可能会引出“浅薄的理智主义”、“理智的唯物论”，更可能会引出如尼采般的疯狂。
三、宗教
古希腊传统演变的结果是“物本”，基督教是“神本”，而人这一本是空虚。“人极立，则神极与物极俱可得其所，人极不立，则神极与物极俱不得其所。”而“立人极”便是中国儒家之学。
对于中国的儒释道，牟宗三分析得非常透彻：“察业识莫若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立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对于佛教与时代，牟宗三认为，“佛教对于时代之污隆并无因果关系”，“唐末五代之堕落衰败并不因佛教而重落衰败，大唐盛世也不因佛教而为盛世，我并没有把唐末五代之堕落归咎于佛教，即没有表示有这种因果关系。我只说佛数不能救治这堕落。其所以不能教治，不是因为念佛的人没有能力，乃是因为他的心思方向不在此，因为佛教的本质与这方面不相干”，“因此，它既不负乱之责，也不负治之责。乱固不能归咎于它，治亦不能归誉于它。此即所谓不相干”。
四、学问
对于“生命的学问”，牟宗三认为，“读西方哲学是很难接触生命的学问的。西方哲学的精彩是不在生命领域内，而是在逻辑领域内、知识领域内、概念的思辨方式中。所以他们没有好的人生哲学。”，“西方人有宗教的信仰，而不能就其宗教的信仰开出生命的学问。他们有‘知识中心’的哲学，而并无‘生命中心’的生命学问。”
牟宗三深感“生命的学问”在现阶段的式微。“自辛亥革命以来，很少有人注意这种学问。道德价值意识的低沉，历史文化意识的低沉，无过于此时。”“此后至今，则归宗于儒家，重开生命之学问。上承孔孟，下接晚明，举直错诸枉，清以来之歪曲，可得而畅通。中华民族终当尽其性，克服磨难，以屹立于天壤间。”
李逵
在《水浒世界》一文中，说到李逵去搬老娘，牟宗三说：“李逵不去搬，不是李逵；去搬而搬得上来，也不是李逵。”越想越有道理。正如宝玉和黛玉，如果黛玉真的嫁与宝玉，“黛玉还成其为黛玉乎？此乃天定的悲剧，开始时已经铸定了。”。“《水浒》人物虽不能过我们的社会生活，但一到梁山，却亦成了一个梁山社会。”说到境界，在牟宗三看来，“《红楼梦》是小乘，《金瓶梅》是大乘，《水浒传》是禅宗。”作者说自己幸亏走的是孔圣之路，“假若有归宗《水浒》境界者，必以我为无出息矣。”
对于古代政治与学术，牟宗三常说：“只有治道，而无政道；只有吏治，而无政治”，“政治坏于奸雄，学术坏于名士”。
关于西方和中国的学问，牟宗三认为，西方的学问以“自然”为首出，以“理智”把握自然；中国的学问以“生命”为首出，以“德性”润泽生命。
牟宗三对大学的教育也进行了抨击，不过，他所说的大学，在1949年后的台湾。
中国从古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试问今日之大学教育，有哪一门是“明明德”。今之学校教育是以知识为中心的，却并无“明明德”之学问。“明明德”的学问，才是真正“生命”的学问。
五、历史
人类的历史常是大开大合的，一下子很高，一下子很低。在《论“凡存在即合理”》一文中，作者在说明观史要参透精神实体才能引出历史判断的过程中，取中国秦以前的历史为例。从夏商而至周，是向上的发展，有周文之形成，有封候建国之形成，有周天子以文化系统统一之形成。但是经过春秋而至战国，这个周文的统一，渐趋于破裂，井田制渐废，贵族就衰，士人渐兴。由战国而至秦，竟至衰势（精神）。秦始皇的阴私险狠与法家的残刻寡恩，内心全黑，只有一个赏罚不测的权术。凡人格人性，道德仁义，皆在闭塞之中。（详情见牟宗三著《历史哲学》）
对于中国的学问传统，牟宗三认为毁于清朝，他非常痛心地说，“真正的生命学问是在中国。但是这个学问传统早已断绝了”。那么，这个传统是何时断绝的呢？牟宗三自问自答：“断绝于何时？曰断绝于明亡。”，“孔教之生命与智慧，自明亡后，即已消失。在有清三百年中，孔教实只是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之传统”，“今之陋习，是清三百年恶劣曲折之遗毒。”当西方“正是一帆风顺，向近代化而趋”的时候，中国“却遭遇清之歪曲，而继续不下来，因而并未形成与西方相平行之发展”。“平常说中国落后了三百年，其实不是落后，乃是歪曲了三百年”。“入民国以来，这歪曲的遗毒，仍然在蔓延”。“清朝三百年是中华民族发展入近世来之大不幸，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一起受摧残、受曲折。”自明亡后，清三百年以来，人们衡量学问，“实则无所谓高低，只有多少”，滔滔者天下皆是。
王阳明
“中国文化有一种特殊空气，即侧重人与人间之责任及义务是也。”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责任与义务，来自于“礼乐型的教化”，孔子由此点出仁义，孟子由“仁义内在”以言性善，宋明期间则得出“心性”之学。牟宗三把王阳明的“心学”称为“致良知教”。
关于“格物致知”，牟宗三与熊十力的认识有很大差别。“致知在格物”最早出自于《礼记‧大学》。如何解释这句话，儒家学者一直有分歧，朱熹解释为获得知识依赖于研究事物，“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陆九渊曾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方法过于“支离破碎”。王阳明则理解为通过克服私欲实现致良知，他在《大学问》中说：“‘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王阳明曾因格竹失败吐血而使身体终身留下隐疾。对这句话的不同诠释反映了朱熹的理学与王阳明的心学之间的重大差异。熊十力意识到宋明理学与心学中各自的问题，发觉以“良知”为基础的道德和以“认知”为基础的科学之间的张力，主张把王阳明对“致知”的诠释与朱熹对“格物”的诠释结合起来。而牟宗三则认为这两者甚难接头。言良知须大悟，致良知须笃行。
六、儒学
牟宗三是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他认为，虽然在中国儒家学术里，没有科学，没有宗教，“但是最高明而圆满的宗教意识、宗教精神、宗教境界，实已含于儒家学术中。”
“儒家学术非科学、非民主、非宗教，然不反科学、不反民主，亦不反宗教。”牟宗三对这个说法非常赞同。
柳敬亭
对于孔子的幽默，牟宗三这样说：“孔子有沉重之感而不露其沉重，有其悲哀而不露其悲哀，承受一切责难与讽刺而不显其怨尤，这就是幽默。”明末一个有名的说书人柳敬亭，常说《孔子》，他这样描述：“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俺那老夫子只管朦胧两眼订六经。”后来儒者的幽默，渐渐丧失了。
对于古代儒学，牟宗三认为，“在君主专制形态下，儒者理想是受委曲的，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是就家天下之曲而求伸的。”
牟宗三认为，只有儒家思想才能开出“生命的学问”，“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儒家的教义就是要这样充实饱满，才能算是成德。不是个人的得救，一得救一切得救，一切得救始一得救。个人的尽性，民族的尽性，与参天地赞化育，是连属在一起的。这是儒圣的仁教所必然涵到的。
牟宗三对儒家的推崇不遗余力，在《现时中国之宗教趋势》一文最后，他说：“吾终信中国文化必将恢复其生命，儒学必将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