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刚是我大学的同学，去世有十多年了。这些年来我从未忘记他，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眼前，好几次晚上梦见他，我们又在一起聊天和闲逛了。前些年曾和老同学扣香约了一起去国刚坟上看望他，可是每次回国总被一些杂事羁绊，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去成。这实在是我的过错，感觉很对不起国刚。
大学的三年时间里，我和国刚不住在一个宿舍，前两年和他交往不多。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次班里一个同学请大家吃西瓜，别人还没开吃，他一片西瓜已经吃完了。大家说他吃西瓜就像吹口琴，从左吹到右一个回合就解决了。
1974年是我们大学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我们一起参加毕业设计，我和他分在一个课题组，老师让我们俩负责化工精笨车间的管道设计，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多了。
国刚这个人很聪明，用上海话来讲就是头子活络。他常常会出些奇招，做出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来。那时我们住在上海宝山县一个社办厂里，三餐都在厂里的食堂里吃，那里的伙食不好，大家都寻思上那儿弄点好吃的，改善一下伙食。但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周围都是农田，完全找不到买东西的地方。一次午饭后我和国刚在外面散步，看到一个老人赶着一群羊过来，国刚上前和老人搭讪了一会，几分钟后居然牵了一只羊喜滋滋地走过来了。当天我们让食堂把羊宰了，晚上我们课题组的同学和老师一起美美地吃了一顿羊肉。大家都说，“还是国刚有办法，现在肚子里算是有点油水了。”
管道设计是一个很烦琐的事情，一个车间的管道有好几百根，从哪里进来到哪里出去都不能弄错。我和国刚花了好多天时间总算把每一根管道都在图纸上画出来了。但有几根管道怎么也找不到它们的进出口。国刚有点不耐烦了，说，“反正是纸上谈兵，找不到就算了，那么多管道谁会一根根去查呀。”我说，“那可不行，真要按照咱们的设计去排管道，那是要出大事的。”我这么一讲，他总算耐下心来。我们又花了几天的时间，才把这几根管道的进出口找到。
国刚这个人天生有些叛逆，看不惯的事情就要说，脾气上来天王老子也不怕。听说文革初期他在部队当兵，他父亲是他老家的一个乡干部。有一年他回家探亲，看到一群红卫兵要斗他父亲，他上去和他们理论，双方竟然打起来了。后来此事不了了之。幸好那些人没有深究，不然的话，国刚可就有大麻烦了。
1974到1975年之间，国内形势令人眼花缭乱，老邓上台开展全面整顿，后又被批为右倾翻案。那段时间，我们俩常常在一起聊天，谈论当时发生的一些大事和市面上流传的小道消息。我们都对文革的那一套说教感到厌恶，为整顿带来的新气象感到鼓舞，也为国家的前景感到担忧。
有一次国刚悄悄地和我说，他们老家那里发现一本推背图，按照推背图的推测，很快就要改朝换代，台上那几个文革新贵很快就要完蛋了，后来这些猜测大都应验了。但当时听到这些说法我们都有种石破天惊的感觉，根本不敢相信。我和他说这些话只能你知我知，千万不能和别人说。
1975年大学毕业后，我们俩各奔东西。我留校，他分到苏州钢铁厂焦炉车间工作。改革开放后他停薪留职，来上海接替他舅舅，是最早下海的一批人。我当时对他的这个举动不以为然，觉得他这个人不安分，放着好好的钢铁厂不待，去经营什么开锁铺，只怕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后来听说他凭借自己的手艺和经商的本事，把小小的开锁铺做得风生水起，远近闻名，成了上海闸北区公安局指定的开锁点，他也成了上海最早的一批万元户。现在看来，我当时对国刚下海经商的看法恰恰说明了我的目光短浅。
国刚是个重感情讲义气，懂得知恩图报的人。他舅舅是位残疾人，也是一位孤寡老人，在上海靠配钥匙开锁为生。国刚到上海接替他后，对这位舅舅，也是他的师傅，非常孝敬，始终把他带在身边生活，不离不弃，悉心照料舅舅的饮食起居。国刚离世后，他太太和女儿继承了国刚的遗志，继续侍奉老人，为他养老送终。她们的感人事迹受到了区里的表彰，国刚太太还为此上过电视。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国刚带他女儿一起出席。席间只见他女儿不时为他挟菜，他想喝酒却被女儿挡住了。看得出来，这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后来他女儿去爱尔兰留学，那时我在英国。一次他和我联系，说他女儿打算去英国旅游，希望我能接待一下。我说非常欢迎她来，来了可以住在我家里。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女儿没有来。有一次我回国见到他，他说他想和我做个儿女亲家，还开玩笑地说，“我这是高攀啦”。我说他言重了，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谈不上什么高攀。但我告诉他说，“我儿子这个人很独立，他的事情我做不了主，我也从来不去管。”他说，“看来你的家庭教育很失败。”我回答说，“你说得对。我儿子是在英国长大的，受的是西方的教育，我们对他的影响十分有限”。后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每次回国都会去看他，有一次他和我说下次来带我去做足疗。我说，“我做过足疗，没啥意思。”他朝我眨眨眼，说，“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对地方，下次我给你找一个好的。”我开玩笑地和他说，“你可不要搞什么歪门邪道哦”。
那次闲聊时他告诉我说他有高血压。我问他有没有去看医生，他说没去，就自己上药店买点降压药，吃了一段时间血压正常就不吃了。我说，“那可不行，你要到医院检查一下，高血压不可怕，我也有，只要遵照医嘱坚持吃药，把血压控制好就没事了，药千万不能吃吃停停”。我想他之所以没有去医院，可能是因为他的医保关系不在上海，医药费报销不便。好在后来他还是听了我的话，去医院看病并坚持吃药了。
国刚是个足球迷，世界杯足球赛他场场都看。2006年第十八届世界杯足球赛在德国举行。那年我回国见到他，他兴致勃勃地和我聊起足球赛的赛事。我问他是否打算到国外去看看，他说等他退休后再去。他说他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到德国看一场世界杯赛。
2008年，他搬了新家，特地邀请我们几个同学到他家，请我们吃羊肉。那次我发现他脸有些浮肿，脸色红得有些异常。听他太太讲，他喜欢打麻将，常常一坐一整天。我劝他说，“你这样下去不行，打麻将要适可而止，肉也要少吃，每天要坚持适当运动”。我不知道我的话他听进去没有。当时和国内的通信不像今天这么方便，不然的话，如果我经常提醒和督促他一下，也许他的悲剧可以避免或延缓发生。
2011年他因脑溢血中风。我最后一次到他家去看他，他坐在轮椅上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见到我眼泪就下来了。看到原来生龙活虎的他变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难过，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词不达意地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几个月后，2011年9月，他第二次中风，几天后就去世了。那年他刚满六十岁，才拿了一个月的退休金，女儿还没有结婚，去德国看一场世界杯赛的愿望也没有实现。读大学时他的身体在班里是比较好的，他爱好运动，篮球打得好，是校队的后卫。真是世事难料，他居然是班里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离世的。
和国刚在华东理工大学合影
在国刚(中间穿橙衣者)家小区合影
在国刚家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