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左右，有了窥视异性的窃望。
出生长大于60年代，传统的观念依然浓，性约束的方针正兴未艾，谈话是避免性内容的，正当的也不行，被认为是诱惑。
人儿，非常纯洁。
慢慢地长，很快就读书了。男女同学常在一起玩，我不玩，老实本分，坐在座位上看他们热烈地谈天，飞快地在桌椅间穿梭。
老师说，同学们要团结。
十岁左右，约三年级，觉得男同学太顽皮，总在走廊上操场上奔波劳碌，虽然羡慕，但不符合自己的特色，没有兴趣去参加。
女同学喜欢笑嘻嘻地坐成一个圈，讲大家都笑的笑话，有点适应自己的特色，但别的男同学很少跟他们在一起谈和扯，自己不好意思参加进去，只有在旁边遥遥地望着。
孩子们认为，学校是天堂，很多伙伴在一起，总是很快活的事情。老师是皇帝，但从不骂我们，有时批评我们也都有根有据的，而且条分缕析，振振有词。所以都喜欢留在学校，就是在休息时间，比如中午、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全天，也喜欢学校，而且更喜欢，因为只有很少的人，就觉得本来属于全校七八百名学生的校园，只属于我们几个少数人了，大有天马行空的豪兴。
娱乐也向脑力劳动进化，比如打扑克，很讲究手气，但要玩好也需要动脑筋，因此，趣味性强于操场上的奔波，于是渐渐流行起来。
对我来说，打扑克是一种“玩”，而老师至少公开里对“玩”是不欣赏的，所以就不太敢在课间时候去参加，何况，这种游戏总是一呼百应，从来就不缺人手。
中午有同学不回家，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要打发，就经常借助扑克。
有几个中午，我没有回家，这就有机会在别人还没到校时，很自然地被邀请参战。
我现在所能记起的十岁左右的中午，曾经与我打过扑克的只有两个人，都是女的，一个叫孔秀，一个叫国利。
我为什么特别地单单地只记住她们两个人？
比较服人的解释是，我十岁左右，有了窥视异性的窃望，并且这种窃望下意识地支配了我的记忆神经。
孔秀是农村姑娘，家住梁家冲，中午向来是不回家的，产红薯时，每天带两个红薯，不产红薯或家中没有红薯时，中午就总是饿肚子。她的脸总是红红的，透着现在说来是健康的太阳气息。但皮肤还是细嫩，人老实本分，不多言语。
国利是典型的城里姑娘，也许是北方的基因，因为她真白，白净白净的。她有很多肉，但又不能说胖，只能说丰腴吧，实际也是恰到好处的。家在军分区，说一口动人的普通话。我为什么记得她？打牌时跟我对门，出手摸牌，一只白乎乎的手给了我强烈的诱惑，那丰腴的白，简直扣人心弦。我开始分神，讲话和洗牌、摸牌、出牌都有点机械和呆滞。但因为我平常就不好动，讷于言辞，她们可能也没有发觉。
我那时是没有情欲的，也不懂性是怎么回事，但这位国利同学当时摸牌的那只手，却极大地诱惑了我，虽然后来我不再心动神摇，可是现在那么久过去了，我还是能牢记这件事，是偶然的吗？
大约七岁的时候，我摸过一位女孩子的手。那时作业很少，娱乐生活也很单调。夏天的夜晚，最吸引人的游戏是捉迷藏，男的一边，女的一边。有一个夜晚，我们几个男孩一直追进了车间，寻到了汽车驾驶室，逮了几个“活口”，“押”着往有亮光的“公”地里走去。我和其中一位负责押送我的女同班同学建华，我们每个人抓住她的一只手，我抓的是她的右手，我自己手不方便，两只手都紧紧地用上劲攥住。大概我力气小，她竟没有喊痛。我可感到她的手跟我们男孩子的手不一样，特别圆润柔软，有韧性，很好攥，而且越攥越有味。
那时我只有七岁，一直记得这件事，不过当时只以为这是一个神奇的发现。
也是那时候，厂里有个家属，生下一个孩子，叫九斤。因为传说那孩子生下来有九斤重，很胖大，很多人都在议论。我们这些小孩也在传播，有一个说法刻骨铭心：一个女孩子扬起左胳膊，右手指着左胳肢窝说，是从这里生出来的。这里怎么生得出胖大的小孩呢？真是一个谜，因为特别奇怪，特别迷惑，所以记得特别清。
举这个例，是想说明，那时的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性。但是也有快乐，就像很早就有人说的，一枝红杏出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