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迁之喜”在今天的城里人来说是件大事，意味着拥有百万以上的房产了，谁人不激动呢？
青春的我们由“帐篷校园”迁往新校区——坐落在任邱县城西边约七、八华里处，在当时的任邱县是为最大的一个校园，号称容纳师生万人，当然也是一件喜事，至少是正规化的校舍而非“艰苦奋斗”的临建了！然而，那搬迁时的情景，我现在是一点也没有印记了。
值得强调的是，由“帐篷宿舍”到“板房宿舍”到“楼宇宿舍”，我们是完整地经历了，这在石油行业与专业的学子来说，是独特而少有的一种人生经验，也是我们讲“艰苦奋斗”的一个特殊“资质”，很是有一点“权威性”的。
那座宏伟壮观的七层教学大楼，在搬入新校区时还没有装修好，故而我们仍是在其西边的临建“板房教室”里上课，直到毕业实习之际，仅在里面开了一次实习小组动员会便与之挥手告别了，是为一种小小的遗憾吧。
新校区的学生宿舍楼共有六幢，我们班的同学宿居的是东北角的那一幢，编号是六号楼吗？现在记不准了，但居住在二层楼还是清楚的，好像我所在的宿舍是205号房间，上下铺六个人，有班副李玉平同学，生活委员蔣新兵同学，吕志忠、张爱国、田春晓同学和我。爱国同学的口才很好，演讲和唱歌的才艺很好，后来调回老家张家口市工作了。新兵同学也很有才艺，吹拉弹唱很在行，毕业后分配到了勘探三公司，后来也调回老家宣化工作了。志忠同学憨厚高大，不怕吃苦，犹记得那时食堂的米饭中有“黑牛子”，“一白一黑”让人难咽，他却说“黑牛子权当是肉，还挑出来干吗，一口吃了不是很好吗？”真是幽默风趣啊！他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水平井钻井专家和劳动模范。春晓同学家在固安的职工大学，父亲是大学的老师，为人很好，说话的“山东口音”有时常让我们听不清。玉平同学是副班长，也是我们宿舍的老大哥，经常组织我们宿舍的人买个罐头、拌个香菜、粮票换点花生米、加上食堂买的菜，拼上一桌，其乐融融地喝点小酒，很是惬意快乐！他后来留校做了保卫处长。
特别记忆深刻的是，从搬入新校区这一学期开始，许多同学都戴上了手表，以“上海牌”的居多，这是那个岁月物质生活开始改善的一种小标志了。今天，戴手表的人绝对少数了，这“一多一少”真是一种“物转星移”了。倘若那“上海”手表还收藏着，可谓“文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