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虻写道：创造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而创造又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过程。所以要完成一件成功的作品，同时需要两种极具反差的品格——灵异奔放和老老实实。对于一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团队同样是这样。
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我们为什么要出发。当我们认真地去研究怎样去拍纪录片的时候，或许已经淡忘了我们为什么要拍纪录片。也就是说，当你过于进入、过于热衷于一个东西时，你就需要放弃这个东西。你只有出去了才能进来，也只有进来了才能出去。
现在中国的纪录片恰恰需要跳出去，不要过于陷入，你才能反过来冷静地加以审视；如果一个人过于热爱，这东西就已经不再是它本身，已经变成了你的一种热爱，强加了你许多个人的东西，而不是事件本身。《太极》里说，太想练成的人和三心二意的人，都练不成太极。你必须保持一定状态，才能得到一种真传。按照西方的美学表述就是，距离产生美，必须有一定的距离，贴得太近反而什么也看不见。
人一生要学会经常往回看——为什么呢？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一直都是站在起点往终点看，上了小学琢磨着上个好中学，上完中学，琢磨着考个好大学，考完大学再找个好工作。
价值观都是单向的。我觉得必须再添一个往回看的坐标。你想啊，到了你临死的时候，什么哪个台长、哪个领导说你了，什么哪个片子没做好了，这些可能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呢？每个人也许都不一样，可能是你年轻时喜欢一个姑娘，你特喜欢，但一直没追上……也可能追上了，这都没关系，反正是特个人特情感的东西。社会化的评价标准到那个，很多人在看待很多事情上的价值观就会不一样，这个社时候就不起作用了……，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多加这么一个坐标，我相信会也可能就会变得有点不一样。
陈虻善于提炼归纳，善于举一反三，喜欢哲理性的思辨。
那时每做完一个片子，他都会写一个总结。在日后给记者们讲课的时候，他多次谈到早年的这些总结。陈虻说：这些总结既不是交给领导的，也不是交给父母的，也不是拿来给大家念的，就是自己给自己总结。后来我出去讲课，就有一种信心，只要是让我讲纪实性节目的创作，下面的人，只要提问，那个问题我一定有答案，或者我一定想到过。也就是说，你们遇到的问题，我当年在做片子的时候都遇到过，都曾经思考过，并且总结了应该怎么做，还分析了这样做的道理。
到了1996年的时候，我发现这种人文教化的东西，已经开始了一种重复。因为在拍摄一个普通人的时候，我们总希望在这个普通人的身上看到有价值的东西，这种有价值的东西提炼升华起来无非就是人生的哲理、生存的哲学，拍张大爷和拍李大妈虽然生活不一样，人物不一样，但结论却是一样的。由此我忽然有了一种危机感：其实我们对生活态度和生活哲理的认识是有限的，尽管它所承载的人和生活不一样，但是它最终表达和传递出来的东西是相通的或者相似的，是在重复已经做过的事情，只不过是越做越精致，从这个人身上换到那个人身上而已。
为什么要转向记录历史呢？因为社会在不断地发展，每个人的生存当中其实都是一个社会的缩影，社会的观念、社会的道德、社会的伦理、社会的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决定着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而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又反映出这个时代的风貌。
陈虻：塑其行易，塑其心难，所以“万法归心”，心正则权正，出于我心，归于公心。
对于管理一个栏目来说，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分配是管理的重要方面，其实往往会忽略了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小平同志说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没有钱不行，但钱不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唯一方式和最重要的手段，钱多了反而会把人惯坏。我们光抓物质文明，光抓分配，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怎么才能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呢？我觉得还得有理想。这理想说起来好像特别空泛，虚无缥缈。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理想让每个人都相信，都认为是值得追求的，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大家就会心甘情愿地去工作，这就是管理学中所说的全员接受的企业文化。
尊重，始终贯穿在我与人的相处关系中，当然也是我管理中一脉相承的东西。比如有人报个选题问我能拍不能拍，除了有硬性规定不能拍的之外，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从事的工作不是审核他能不能拍，而是帮助他把这个东西拍好。为什么？因为前提是他想拍，他这个愿望本身是最重要的，作为一种创作，创作者的愿望无疑是成功的关键。我的角色不是去扼杀他，而是去帮助他，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人的尊重，对人愿望的尊重。
从招聘进人开始，到资金的分配，到人员节目的管理，到最后审片修改，这种理念我不敢有忘。我认为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存在着善和恶的两面，不是哪个人绝对的好，哪个人绝对的坏，关键是他呈现出好和不好的时候，看你用什么环境激发他，用什么方式对待他。当大家都去抢一个东西时，某个人也会去抢；大家都谦让，他也不好意思伸手。只要你尊重他、信任他，一个有良知的人就会主动地做到值得你尊重、值得你信任。
当一位新人最初来到《东方时空》时，我常对他说：决定来与不来的不是我而是你自己，因为你比我更了解你自己，你更知道你是否适合在这里工作。你的判断比我更准确，这是我信任你的理由，我能做的，是对你充分的信任和尊重。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就是说在信任你之前是不信任你的，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内耗。人必须自尊，人必须爱自己才能学会去爱别人，你信任他就是帮助他去爱。所以我的理念是，在不信任你之前，信任你。比如报账，只要用于节目的钱都是应该花的，那其中的潜台词是，只要你敢说我就敢信给你报，直到签得你手软为止。除非有一天你欺骗了我，你自己告诉我，你是不值得信任的。我会信任你直到你不再值得信任为止，我让你手软而不是我手软。
我觉得人要有两方面的能力，我们一般来说更注重一种知识的积累。而与知识相比，有一个更需要注意的，那就是思维方法，包括你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包括你判断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它应该比知识更重要。
大学四年的学习，教给了我怎样从已知推导出未知，教给了我怎样用一种科学、严谨的态度工作。这些东西潜移默化地深入到我的血液里，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也不管处在什么职位，它都会打上烙印，无法抹去。陈虻的大学读书笔记，就与众不同，他不抄结论式的名言警句，密密麻麻记下的既不是论点，也不是论据，而是在论据阐述之后，论点和论点之间的过渡段。陈虻认为，尽管这些段落在文章中没有实质性的作用，却是思维的转折点。他醉心于研究推理的逻辑，把这种思考称为“做思想体操”。
我以前当制片人招人的时候，我给应聘的人讲我的想法，然后我就听你接哪句话的下茬儿。下茬儿接对了，说明你有悟性。我不在乎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不在乎你拥有什么文凭，而在乎你接受新东西的速度，在乎你能够在多长的时间内把握住事物的核心，也就是说我更在意你接受新信息的能力和接受新信息的方法。这是一个人的价值。
记者不是学者，也不可能是全才，或者说，一个好记者不在于他知道什么，不在于他会背多少首唐诗，而在于他知道一个新概念需要多长时间，他能在多长时间内掌握运用。我训练记者的原则是，拍下来能不能播是我的事，但是拍没拍是你的事。你如果拍下来播不了，要有钱我照样给你钱。播不了是我的事，但是你的这种新闻意识必须要有，新闻感觉必须是对的。
一个团队的管理必须有员工的终身教育，不是说把他招进来你就用他，你不培养他，优秀的人才是不会来的，越优秀的人才越对未来有考虑。所以不是说你掌握着钱，8000块钱还不来，我给9000、9500，不是这个概念。他是否加入这个团队，取决于他在这个团队中能够学到东西，他能和这个团队一起提高，能为自己未来的发展作积累。而这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你必须去营造，你必须去追求这样的团队氛围。你没有这个追求，你就不会有人才，或者人才也会利用你。你把他吃干榨净，他也把你的钱该拐骗的都拐骗走。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在意当下能挣多少钱，而是通过在这儿奠定未来，奠定基础。在这儿工作我一个月8000块钱，是消耗式的付出，越干越不值钱；我在那儿是5000块钱，我越干越有精力，我比别的地方能学习和积累更多的东西，这时候，他宁愿选择5000块钱，也不会选择8000块钱。员工在你手下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你要培养他，而不是一味的榨取，否则你只会失去人才，特别是潜在的、真正能够成长起来的人才。你感觉到他每天都在成长，即便钱少了一些，他会愿意留下来，这是人才的选择。
我听说摩托罗拉这样的公司，当员工进入的时候，大概是几十万的经费培养一个人，一个人一进来接受什么样的培训，我给你送到什么国家培训，达到什么程度以后再送到什么国家培训，都是有计划的。你始终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进步和提高，这是培养人才的方式，也是自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一个非常现实的体现。所以，员工的教育也是栏目管理者非常重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