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那个物质还有些匮乏的年代，我的原生家庭住在苏北平原兴化里下河水乡的一个村子里。那年，我父亲从村粮库出来，生产队安排他到村南蚌蜒河的一个支流河边的半垛子上种瓜，种的是水瓜和西瓜。瓜成熟后，由生产队长的儿子带着我划着船到四邻八村去卖，卖到不少钱和换到不少麦子，都交给队里了。
我白天卖瓜，晚上就跟父亲睡在看瓜的茅蓬里。夏天热，睡不着，我便留下父亲一人在屋里织踢罾（一种捕鱼的网罾），我则跑到瓜田的田塍边溜达。父亲很赞许我，我在皎洁的月光下，也不禁心潮澎湃，想起鲁迅写的闰土，觉得我也有些像闰土了。
闰土在月光中，手持一把渔钗向一匹猹刺去，那猹的皮毛油一般的滑，反从他的胯下钻过去了。我手拿一根树枝，也威风凛凛地在田埂上巡视着。不过，我没刺到猹，我却发现一个人向我迎面走来。这人我认识的，他是生产队里放鸭的，他把鸭子放进露天鸭棚里，船靠岸边停下，他就来跟我父亲唠嗑，摆龙门阵。因此，我对他友善地笑笑，并不把他当个贼来防范。
他叫李大勇，三十多岁了，身材魁梧，国字脸也很英气逼人，家庭成分也很好，可是却不知为何没娶上媳妇，至今仍然光棍一条。他六七十年代在村文娱宣传队里，专门负责敲锣打鼓。
他嘴里叼着一根烟，眯着眼，一手敲击着挂在架子上的铜锣，一手敲打着放置在架子上的鼓，敲打得有模有样的。他一个人敲锣打鼓比两个人敲打得都好。那时他跟我父亲在宣传队里很说得来，而今，他放鸭，我父亲种瓜，两人更是惺惺相惜。
他有时候来我们的茅蓬里，不是一个人来，而是好几个人来，当然都是男劳力；有时候也会跟来一个长得漂亮但很泼辣的女人，不用说，那是他的相好。那女人有丈夫的，但丈夫不管她，也许是管不了她，也许是她对丈夫也很温柔，丈夫舍不得管束得她太紧。
他们不是白手来的，而是抓了几只鸭，在锅灶里烧好水，把放过血的鸭子放在滚水中烫一下，就开始褪鸭毛，然后对鸭子开膛破肚，洗好后就开始烹饪鸭子了。
女人在时，当然是她任厨师了，女人手巧，烧出来的红烧鸭子那叫一个棒，打嘴巴也不丢。由于鸭肉特别多，没家伙盛鸭肉，女人便叫她大勇哥帮着抬着锅，放到那个板桌上。大家围桌而坐，乘着鸭肉热腾腾地冒出袅袅的热气，敞开肚皮吃起来。
当然，我也坐在桌边大快朵颐。吃得好过瘾哦。不过，他们吃鸭肉还喝酒却没我的份，那时喝的是大麦烧，没啥喝头，我虽然20岁了，也能喝酒，但也没跟他们抢着喝酒。不忍心，就一瓶大麦烧，我一人就能喝半瓶，我若喝了，他们会喝不到醉醺醺的。
吃鸭时，有些人也会说一些荤段子，女人会骂他们想女人想疯了，但没人敢于对她动手动脚，因为她是她大勇哥的，谁也不敢，他们还没吃熊心豹子胆。
女人不在时，便是我父亲做烹调大师，但这种情况不多，只要吃鸭肉，女人肯定会来的。吃好鸭，口渴，父亲便让我和女人一道儿去摘西瓜。也许是女人漂亮运气好，我们摘的西瓜既蜜甜又起沙，甭提多好吃了。
哦，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吃烧鸭啃西瓜的情景，历历在目，清晰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