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之别彼岸而渡将来

梁漱溟为现代学人之独特者，在乎现世之大关怀。其东西文化哲学之论者，非爬疏文献，比勘相较，乃处于应对新文化运动而激发感怀者也。是故，与冯友兰对哲学“照着讲，接着讲”不同，其自谓在乎“活问题，活材料”，且一以贯之于世。活问题，活材料，就在于现世之生生，可谓其活之大法，而非历史为文本，也不在乎所谓佛学之彼岸。梁氏从治学之初，就不是旧朝朴学式的注经成儒，且也不以现代学科为局限。而与之相较，冯友兰氏则以吾国哲学史为根底，至以贞观六书，晚岁发愿哲学史新编；陈寅恪氏，早年游学西方十年，不在乎学历而重学问，初有志于校勘汉文佛学典籍，其后转而治中古史，谓先秦材料极少，虽有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说，然究竟有限，难获其史实之义也。独梁漱溟氏之学问著述，皆在现世，求解于现世。此之谓大关怀也。然梁氏其大关怀之缘起，或并非儒家之一端，而是儒为其表而佛性为里使之矣。而此之佛性者，在乎彼岸者欤？或在其现世之将来也。别彼岸而度将来，此梁氏之沉潜之思及笔端著述，或可谓佛儒二重性，端在将来，而可知其现世也。其文化要义，谓吾中国历史，有一治一乱而无革命之说，而不论三代，此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