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名: 400 Million Customers
。。ISBN: 9787522507347
。。内容介绍。。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街头，克劳公司的广告牌随处可见。公司创办人卡尔·克劳是上海滩较早开始从事广告和商品推销业务的外国商人，他将四万万中国人全都看作潜在的顾客，研究了与他们相关的方方面面。
本书中，克劳以记者独有的敏锐眼光和诙谐精准的文字，描绘了他所经历的一系列逸闻趣事：“汉堡马掌”并不都来自德国汉堡，一包十二枚规格不同的缝衣针就算作为赠品在中国也没有市场，买钱塘江的鱼付的钱可能并不包括拴鱼绳的费用，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国菜”炒杂碎在中国却并不存在……背后折射出的一些中国文化和在中国做生意的思维方式，至今仍未过时。
。。作者简介。。
卡尔·克劳（Carl Crow，1883—1945），美国记者、商人、作家。1911年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来到上海，1918年在上海创办了克劳广告公司，较早为中国建构属于自己的广告业提供了视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克劳被迫离开上海，但仍呼吁各国向中国伸出援手，为中 国的抗战募捐。1945年逝世于纽约。在居住于中国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克劳走遍了大江南北，目睹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大事件，采访过孙中山、蒋介石和周恩来等政界名人，出版过多部有关中国题材的畅销书，是热情支持中国抗战事业、始终热爱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除本书外，克劳还著有I Speak for the Chinese（《我为中国人说话》）、 My Friends, the Chinese（《我的朋友中国人》）等。
。。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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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曾经是西方的爆款书！作者借用自己在中国经营的经历的逸闻趣事分析了当时中国人的性格和社会状况，表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地域风俗。文笔幽默，不时让人捧腹大笑！我看到一半时，已经发圈拉友人加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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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广告商的克劳，既能与淳朴的中国人打成一片，也能保持一个局外人的冷静思考。在世事动荡之际扎进中国这片土地，以人类学家般的机敏，富有人情味的考察，总结出一套中国人的行事方式和消费心理。 对牌子执着、对实用之物的斟酌、对推销的态度、以及种种迷惑消费行为，时至今日依然可在商场中看到。从四万万到十四万万，作为顾客的中国人依然以其特有的“消费哲学”，逍遥地游于世界经济的大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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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经济环境居然已经如此丰富多彩了，什么商业竞争之类的应有尽有。在克劳对于中国人的一些总结的确实一针见血，像要面子这种，不愧是在中国生活这么久的人。整体写作风格偏幽默，虽然实际当时中国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克劳所描写的那么乐观，但在当时已经算超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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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克劳在中国生活的时候从不把自己当外宾，入乡随俗，迅速和中国人打成一片。 同时，他又保持着一份属于外来者的清醒，这是一份恰到好处的距离。好比我们习惯了呼吸就感觉不到空气的存在，作为中国人很难发现社会文化、生活习惯背后的独特逻辑，而卡尔.克劳这份恰到好处的距离所带来的分寸感，让他更容易揭开这一层面纱。 真心推荐大家读读这本书，看看这一百多年来，我们改变了多少？还有哪些是改变不了的？ 通过卡尔.克劳这双中国通的眼睛，我们也许会更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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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巧的是之前读过<Foreign devils in the flowery kingdom>，一些素材还是蛮类似的，不过视角却从洋人换到了国人身上。再次震惊于作者超级敏锐的观察，作为天赋很高的商人，Crow在当时得到的许多判断至今依然正确，这种越过历史的犀利眼光恐怕比不少职业民族学家都要深邃。正是由于作者在写作方面的非职业性，那些略微缭乱的笔记体书写和信笔由缰的口水话才更为鲜活。呈现的细节往往是和生意相关，一些营商建议基本上是把中国人看穿了的，这种心理博弈非常吸引读者一口气追着看，更容易让自己陷入反观的沉思中。Crow在枣庄临城大劫案的表现夹杂着睿智和玩世不恭，甚至有点居高临下，这一段单独摘出来放附录非常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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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的名字还算好的，不像我一些朋友的名字那样不合时宜，他们的名字听起来纯粹是头重脚轻，如“永德”“圣贤”“宁慎”“永和”“贤佩”。这种听起来就像是古代帝王的谥号一样。我还是更喜欢我那蕴含着谦卑含义的名字，我宁为活生生的黄包车夫，也不做已故的王爷。
引自 第十二章 顺子和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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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侍应生领班替你决定这餐吃什么，似乎是在大部分欧洲餐馆消费时的惯例，也是在那种地方用餐的乐趣之一，但我无法想象中国人会这么做。他知道自己要吃什么，知道自己要买什么，倘若他面对的事情不在自己的经验范围之内，就会向懂行的朋友寻求建议。两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孔圣人就教导他的同胞们对任何形式的雄辩都要保持警惕，他认为这是一种狡猾而具有欺骗性的虚情假意。中国人对任何一种口若悬河、旨在让他们掏腰包的人更是会重点防范。如今，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型推销员风度翩翩、衣冠整洁、言语动听，但孔夫子特意点名批评他们。他警告门徒要小心这种人，因为这种人往往没有原则，没有良心。孔夫子的追随者们个个都重视并谨遵这条教海，没有谁为推销员辩护过一句。因此，在中国从事推销这种职业有失体面。中国人认为推销员和叫卖的小贩没多大区别，但前者更需要警惕，因为他们的工作欺骗性更强，骗的钱也更多。
引自 第五章 推销无须推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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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卡尔.克劳对于中国人行为模式的观察，节选自《四万万顾客》：
办公记录必须力求完整，如此一来，若是有人遭遇不测——比如猝死或坐牢了——整个办公室的运转依然不受影响。这是我最钟情的理念之一。
实际上，中国人心目中的办公室组织理念是这样的：办公室离开他就会陷入一片混乱，直至他回来摆平才能正常运转。
劝中国人去度假非常难，因为这意味着得让另一个人大量接触他的工作细节。他害怕等他回来发现有人已经取代了他，或对他的工作已经了如指掌，那样一来，他就不再是不可或缺的人了。出于同样的原因，聘用与老员工非亲非故的陌生人也是难上加难。
中国人自觉分工，不抢彼此的饭碗，尽可能制造更多的岗位。
中国人融入大型公司组织并不容易。在小公司里，他觉得很自在，因为这或多或少接近于家庭运作，关系也是他所熟悉的。但身处一个拥有数百乃至数千名员工的组织之中，个体小齿轮就很难与大机轮契合，整体运营也难以维持。中国雇员会在我们这种个体创办的小公司里忠心耿耿，但大企业雇主对他来说只是个名字罢了，让他表忠心，他觉得完全不合逻辑。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拼死拼活地为一群既不是朋友也不是亲戚的人创造利润。
中国公司的员工名册成了家谱树——这棵树结不了果子，却还活着，因为根部始终都在从土壤里汲取养分，只是产不出利润的果实。
他们发现，倘若在雇主能看到的地方辛勤劳动，工作就更容易拿下，主人家付钱的时候心里也更舒坦。既然工作终归是要完成的，何不当着众人的面完成，让大家见证自己的功劳呢？
中国人喜欢热热闹闹地展示活跃度，往往也会保证活跃度得到充分的展示。让办公室看起来忙忙碌碌的，在他们眼里是要紧事，这是为全体工作人员长脸。如果办公室不够忙，他们就会想办法让它看起来很忙，甚至会做一些不必要的工作来实现这个目的。
统治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决定他们想做什么，将其付诸实践，外交家的分工则是让已做之事合理化，对其所作所为进行辩解。
在华生活的每一个外国人差不多每天都会因为他接触到的中国人而气恼，在他眼里，这些中国人似乎患有不可原谅的拖延症。除非十万火急，几乎不可能让任何一个中国人迅速完成一件事。他们的首要行为准则似乎是：“能拖到明天或后天的，今天绝不动手。”这并非懒人哲学，因为无论批判者怎么议论，没人可以说中国人懒。在我看来，这只是他们在小心回避责任而已。他们知道被分配到的任何任务都存在失败的可能，因此需要在承担之前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以应对不时之需。
无论一个中国人酿成了多么愚蠢的大错，无论他的失败是多么的不光彩，他都能给出天衣无缝的借口。话又说回来，一想到那个酿成愚蠢大错的头脑和自圆其说的竟然是同一个，我就会惊叹不已。正是由于中国人对承担责任比较反感，才使得许多外国人有机会在华受雇，来做中国人自己能做却不愿做的事情－因为他们缺乏做决定的勇气。在上海的任何一家商号，中国人都十分愿意落实各项工作，实际上他们会坚持身体力行，但要求外国人必须做决定、承担责任，再小的事情也是如此。在没有外国雇员的中国大公司，几乎不存在决定重大事务的个体，决策皆由集体做出。当然也有例外，这正是极少数愿意承担责任的中国人往往会迅速获得职业成功的原因。
他对与自己实际利益无关的理论问题没有固定或成熟的看法，要求他就与己无关或他本人无须担责的事情做出决定或发表意见，在他看来就是侵犯个人权利。于是被问及此类问题时，他最关心的就是怎样给你一个他认为会让你高兴的答案，赶紧让这件事过去。避开争论，最保险的途径就是表示赞同。
中国人也比较反感剧烈的心理活动，他们的思维习惯是回避问题，并尽可能延迟决定。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凭借本能去避免任何可能使他“丢面子”言行——即，避免使他遭受公开羞辱。从道德的角度来说，这种准则很容易被指责为虚情假意，因为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导致丢面子的并非自身行为可耻，而在于不幸被曝光。
在中国，论及珍视和保卫面子一即个人的尊严和自尊，每个人都不会低声下气。没有哪个忽视了这一点的外国人能与中国人谈成生意。那些知道怎么利用它的人则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每个人的面子都需要被尊重。只给一名员工加薪而忽略其他人，这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只有几乎从未应对过中国人力资源问题的新手才不屑于照顾情绪，敢于摆出“干不干随你”的态度。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对于面子的迷恋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带来了看似无法逾越的障碍，无论团队还是个人，都会因为丢面子而感到极大的羞耻感，以至于常规赛程无法进行。看到大势已去，团队甚至会不顾比赛仍在进行中离开场地。
在这里，合理性与妥协精神总是比法律规程更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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