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2月底，一场西伯利亚的寒流将气温降到零下30度，雪特别的大。乌鲁木齐华侨宾馆小会议室从早上到晚上，除了吃饭时间，我和玛纳斯县的二位同龄人，县计委主任刘环中和农机修造厂姜厂长，一起夹击二位意大利人，设备厂的销售经理乔治和工程师沙西。两个意大利人被我们死缠烂打，不急不恼，有问必答。房间水暖很热，门窗关的严严实实，刘环中和乔治俩人不停地互换莫合烟香烟，一根接一根，10几平米的小屋，烟云缭绕，二手烟将我变得异常兴奋。
为了技术细节和价格问题，沙西用在带格子的文纸上画出一张张图，乔治一次次的穿过主楼，去副楼挂国际长途电话。那时打越洋电话真不易，通过N个接线员，经北京转香港再接通到意大利。两地实际时差就四小时。一身西服，领带皮鞋，衣冠楚楚的意大利人，在二楼穿越间的雪地里瑟瑟发抖，按照欧洲人的习惯，不穿秋裤，腿上一条西裤，出到外面瑟瑟发抖，而那条西装裤在西北风下，贴着两条干腿哗啦啦的摆动，看上去只觉得可笑。谈判从早到晚，又过了整整一夜，技术细节讲得很多，其实我们都不懂，关心的是最后的价格。
＂98万美元，最后的价格＂，乔治在分手时说。
下午，我们告诉意大利人：价格太贵，不买了。这结果大概早已在意大利人的意料之中，其实真实的原因是设备的资金不落实。
晚间告别餐时，没人再提那该死的番茄酱生产线。大家一起喝了新疆的茅台—伊犁特，冲着餐桌上的拉条子和囊，借着酒的温度，我很认真地说，＂当年马可波罗经丝绸之路，吃了这里的馕和拉条子，回到意大利后口述见闻，才有了随后spaghetti和 pizza的发扬光大。＂意大利人听后一脸迷茫。
晚饭的气氛似乎很友好，公司的经理丁炬为意大利人践行，双方都笑脸相迎，举杯称快，可在我眼里都很假。
第二天一早，我送意大利人去机场。临行前，丁炬告诉去机场撞运气，如果有机票，就乘同一班飞机去北京，将合同签下来。他说＂合同里要注明：本合同经甲方上级政府批准后方生效。毕竟是国际贸易合同，谨慎为宜。＂
二意大利人过了安检后，我幸运得候到一张机票，在关闸口的最后一刻登了机舱，望着意大利人低头想着心事，我静静地坐在了远排的位子上。
那是圣诞节的前一天，北京机场看着沮丧的意大利人带着无奈的眼神等着行李时，我出现在他们面前，出其不意地告诉他们，我是来签合同的。惊讶后二人都笑了，笑得很灿烂。
那天我一件破大衣裹身，蹬一双带着脚气臭味冲头的皮鞋，但这些并没有影响我坐在兆龙饭店的套间里，同意大利人讨论合同的细节。那酒店位于京城东三环，去机场方便，当时东三环唯一的4星级酒店。
为了方便，乔治提出在酒店里为我也订一间房，费用他出，我当下拒绝了。晚上我在大酒店附近的胡同里的一家单位招待所里住下，那是一个房间有四五个同铺，上厕所和洗漱都要去公共卫生间的那种，当时非常普及， 而我是来签百万美金的大合同的买主。
酒店里的反复着圣诞节的背景音乐，圣诞树和圣诞老人伴彩灯满满的节日气氛。合约的条款全部写好，我用传真发到了乌鲁木齐，获得了丁炬的最后确认。签约前，我对乔治讲：Shall we prepare a table? 建议签合同是否要准备一下桌子。我想起了那些签约的大场面，一张桌子前放上两国的小旗，双方签约人慎重坐在一排，合约签好再做文本交换，握手留影。尽管没有那种场面，必要的形式还是要吧。
“Why not!” 鬼子回答地很果断。哪知这句英文还有第二层意思，只在一字之差, 即＂prepare the table.＂
12月底的北京天黑的很早，下午5点，街灯已亮。那套间外间早已布置一新，灯光炫丽，桌上放着精美的果盘和日本寿司，高脚杯和一瓶香槟。举着香槟，双方庆祝合约签订，相比西服和暗条衬衣下意大利人的浪漫风情，我一样自信满满，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到香槟，真正的法国香槟。尽管空气里夹杂着一丝旧皮鞋里的脚臭味。
那份合约最终通过香港华润旌下的百孚公司通过租赁落实了资金，成为新疆第一条自动化番茄酱大包装生产线，同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乔治十年后自称马可波罗第二，在北京的街头餐馆里用筷子一边夹着花生米往嘴里送，一边对我说＂You know what, 这是我第51次来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