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丽·摩根采访记

                                    作者：卡尔顿·克里敏斯

1966牛．密西西比州吉波逊港的贝丽·摩根四十七岁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说《追》。之后，评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反应不亚于福克纳早期作品问世后的情景。全国图书奖获得者，负有盛名的小说家瓦尔克尔·珀西，对她的书颇为赞赏，说是发现了一位文学创作的高才。对此一些评论家表示赞同。另一些评论家读后不知所云，但还如实承认；更有一些评论家，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读后会不知所云，干脆把书撂在一边。

在美国，一位作家要是处女作发表在四十岁之后，就被看成是晚成之器；而且，在某些人心目中，晚成之器往往就是早竭之才的同义浯。但是，摩根不属此例，只要老话说的埋头苦干、严格训练，以及献身精神、信念决心果真会奏效的话。摩根说，确实如此。她也实践了自己的信念。《追》发表以来，她还写了—些短篇小说，登在《纽约人》杂志上。她现在又埋头写作列入丛书计划的另外两部小说，一边还要替丈夫和四个孩子料理家乡的一个大种植园；她还得替她丈夫的企业记一套账目。

见面时，我问了她一个很平常的问题：“您的时间是怎么来的？”

“这看你怎么安排了。”她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么柔和亲切的声音。“每天清早我四点起床，一直写到下午三点。然后，干别的事儿。您想象得出，我的时间该是怎样精打细算啊。可是，我确实有个很有利的条件。我热爱工作，工作就是我的嗜好。而月。我特别喜欢写作。只有一件事可以与写作相提并论，那就是于农活。什么样的农活我都喜欢，哪怕是得亲自动手的农活。”

我告诉她我对密西西比州的那个种植园很感兴趣，还一直巴望着这次采访能在那儿进行呢。她笑了，说那可不是她小说里写的那个种植园，但只要我想去，随时都欢迎。她说，为了她丈夫的生意，有必要在新奥尔良再保持一处房子。

“您在新奥尔良写作，”我问，“会不会跟在家乡的种植园一样顺手？”

“哦，是的，”她说。“只要写得了，倒不在乎在什么地方写。这两个地方我都很适应。”

她瞧了一眼炉子里的火苗，和映出来的那些跳动的影子。这样的天气在新奥尔良已算凉意初透，但在这房间里还满舒服的。

“我在想，”她说，“最近有一段时间我没办法写作。那是今年夏天的事了。当时我有几处椎间盘劳损，一处颈椎粘连。起初我不怎么在意这半路上冒出来的麻烦事。这辈子我可没少干过重活、农活。但后来，我开始觉得发麻，我想大概是脑子受了些压迫。因此就来了新奥尔良，做了神经病理学检查什么的。他们发现我得的是非常严重的脊椎关节炎，神经根受到很大的压迫。这下．他们说，我唯一能够做的事，唯一能使我康复的办法，就是躺在床上什么也别干。嗯，我丈夫给我买了个崭新的玩意儿，我可以对着它口述，可我口述不了，因为用手写惯了。那些日子真可怕，一个字也不能写．差点没憋疯。”

我想，这种不可自己的写作冲动肯定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于是就问她这种冲动最早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

“这很难说得清楚。我开始自己给自己讲故事时，可能还不会过三四岁——这样做只不过是自个儿乐乐——从现实中脱开身。这也许就是开始吧。大概孩提时给自己讲故事的习惯成了一个微妙的过渡，后来就有了想把一件事写下来的欲念。我也记不得是什么时候。我现在觉得似乎自己从来就很想写东西。说真的，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想写作想得都要撒谎，说已经写下一些东西了。这使人想起来，写作者大都天性会撒谎，是些心理不健全的撒谎者。因为写作者一生中，他脑子里想的必须比真的重要得多，这实在是点铁成金。换句话说，他可以常常对人说他写了些东西了，其实他不过是在脑子里想想罢了。他老在脑子里这么想，想要动手去做，想得太厉害了，就会撒谎，把想说成写了。”

我早就觉察出她的幽默，心想，提出下面这个问题该不会有伤大雅吧。

“那什么时候您才不撒谎，”我问，”当真动笔写呢？”

“那时我三十多岁，大概十五年前吧，”她笑了，“我写了一篇侦探小说，那是我第一次写得有始有终。故事很长，我想字数有五六万左右。我把它寄给海勒姆·黑德恩，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记得他那时是在“雅典娜神庙”①里。成不成我心中没底。终于他回了信，说那东西写得有水平。还说这稿他一时用不上，但建议我投到别的一些地方去。不知为什么，我就不再把稿寄出去了。我明白里面有毛病，可又说不出毛病是什么。

“嗯，写了那篇侦探小说后，年复一年停了更长时间。我老想着要写东西，但总有些事情拖了后腿。我忙着照料孩子，还有其他一些丢不开的事情。终于，到了四十三岁那年，我下定决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说：“好啦，你这婆娘，要么动手要么拉倒，再老就写不出东西了，要写趁早。’我真的开始写了，不停地写了。过了一阵，我就像着了魔似的。我写了很多很多，约有一百万字。我只管写，闸门开了，也不管到底写了些什么。”

我插进话。“结构”和”形式”这两个词常常使我不解，于是就提了出来。在写作当中她有时肯定会一头扎进安排题材，处理结构的问题中吧？

“哦，是的，”她说，“写啊，写啊，过后我又开始重写一遍，于是，一些短篇就出来了。我把稿寄出去，收到一些鼓励的话，但作品没被接受。我写信去探了探哈夫顿—米大林出版公司的口气，谈到我写的那些作品。我收到他们的一封回信，说他们有兴趣想看一些我的作品。当然，我激动得都有点糊涂了，尽可能把最好的整理一下寄去。三四个月过去了，杳无音讯。激动变成怀疑。心想他们不喜欢我的作品，这我理解，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但是，一封回信终于来了，说他们把寄来的稿都读过了，还想再看些。没有一点承诺。我想推敲信的言外之意，可信上只说他们还想再看些作品。因此我就再准备了一些寄去。一寄又是三四个月。在我几乎觉得无望的时候，又一封信来了，说他们的确很喜欢我的作品，也许我们可以出一部书。那一天我心里的高兴劲儿，我想我永远无法表达。

“等等，事情还没完呢。大约在这同时，他们打电话给我，说我得了‘哈夫顿—米夫林写作奖’。奖金是五千美元，还有随之而来的许多鼓励话。”

采访中，我一直在注意她的眼睛。那双棕色的眼睛很大，—会儿笑眯眯的，一会儿又流露出同情忧伤的神色，这会儿那眼睛正闪闪发亮。

“您那部《追》就是这么开始写的吗？”

“是的，”她说，“《追》就是这么开始的，一切事情都是这么开始的。《追》出版前曾四易其稿，但每次易稿我都不让自己失去信心，垂头丧气。有一家出版商相信我能成，井当真用钱证实了对我的信赖。

“《追》是《影子凿凿》这一套多部小说中的第一部。《影子凿凿》，除了我自己，准也不喜欢这个书名，因为影子哪有凿凿可言，但这个计划包括了许多部小说，举例说，《洛克西·斯多纳神秘历险记》、《弗尼卡·亢里克》就是其中两部。”

我对她的短篇很感兴趣。读过一些，很喜欢。我想了解一下在长篇问世之前她是否发表过什么短篇小说。

“没有。我说过，我寄了几篇出去。有一个短篇，字数两千左右，我至少写了五个月。我老是重写，写好了就再寄给他们，来来往往，直到他们接受为止。大喜之下，我会激动得马上坐下来提笔再写一篇。写好了又寄给同一家杂志，这一篇比前—篇更合他们的意。现在我爱上了短篇小说创作。”

我问她是怎么写的短篇小说。

“我以感觉，以情感开始。这是其他一切的发端。几乎有必要以情感作为素材。我着力要把这种情感、这种感觉写下来。没有这个，我就一无所有了。”

“然后呢？”

“然后我退后一步，”她说，“用脑子想。退后一步，端详自己的作品，它就成了别人的作品，明白了吗？开始重写的时候，我就细致入微、小心翼翼地使它具有某种结构。一篇小说可不能言之无物。从这些素材、这些未加工的情感中必须生发出一种可信的、真实的、诚实的东西。你自己得相信它．还要自问一下，别人会不会相信。我喜欢把这看成是精确性，把各部分贴切地组装起来。我觉得讲求精确很有意思。

“还有一件事我也觉得挺有意思。我不但想把一个句子写正确，而且还要把写出正确句子的所有不同方法都试一遍。我把这叫作‘协调阶段’。因为你改词换字无非为了在技巧上更进一步。这很有意思。渐渐地音调语气就出来了。音调语气很要紧。音调语气正确，总的效果没什么偏差，那在感觉上就能达到很高的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你就得独辟蹊径。达到与否，你自己也觉察得出，因为只有达到这种境界你才会觉得自然。先写个初稿。第二遍你就前进了一步，再一遍又进一步，直到最后终于达到了那种协调平衡的最佳组合——正确的音调和语气。” 她若有所思地顿了顿，接着脸上又现出笑容。“但是，”她说：“凡事不可能尽善尽美，对不对？也许这才叫人觉得够味道。”

我问她，人们爱读采访作家的报道，她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是因为，”她说，“对那些正在奋力拼搏的写作者来说——我想所有的写作者都在奋力拼搏吧——这样的采访报道是一条纽带，把他们同一个能分担忧愁，甚至共享欢乐的人联系起来。除了写作的同道，还有谁能体味他们的甘苦得失呢？别在你的朋友们中间找知心了。要是你东找西找，到头来不过绕个圆圈回到老地方。找了三百六十个人，去了三百六十分锐气。要干就得单枪匹马地干。这就是为什么写作之道如此寂寞孤单，当然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种采访的重要性。一个同样担待着这可怕的寂寞孤单的人在同你遥相呼应。

“哦，受了这些罪会得到什么酬报，我想就用不着多说了。如果你是写作者，那你就是愿者上钩，只有着迷得神魂颠倒的人才会走这条路。如果你喜欢写作，就像我，那别的什么都不能对你的胃口。如果你是位写作者，你就会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写作，雷打不动。尽管吃够了苦头，我还是乐此不疲。”

译注：

①海勒姆·黑德恩（Hiram Haydn，1907-）：当过教员，后担任《美国学者》及兰登书屋的编辑。1959年他同另外两人创办了“雅典娜神庙出版者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