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上，酒桌文化，特别是，女性在商务酒桌上被安排的角色，已太常见太让人熟悉。

即使是被游走在临界线之外，往往女当事人将问题汇报给公司之后，也没有收到有实质性有帮助的反馈。大场，在处理类似事件上的态度，远未达到人们对公司的期待。

一句“都是业务性质的问题，经常要出差，我就知道会出问题”，直接跨过了审视问题的阶段。

一句“现在我已经有意识地只招男生不招女生了”，直接把问题根源钉在了女性的“性别劣势”上。

可见企业本身对女性员工的保护意识尚浅，职场隐形骚扰仍是隐患，配套的维权路径也还不明确。

中国女职场人头上顶着的迷雾，还很重很厚。

薛定谔的美——要美，又不能太美

女员工的美貌是餐桌上的一个资本，是能给企业在谈判时加分的资源。

但相关人员将女员工受到侵害的原因怪罪于“工作性质”，不愿再为女员工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帮助。甚至认为解决方法就是以后少用女性，减少隐患。

需要利用女性的性别红利，但不为性别红利的副作用买单的做法，在全球范围内都有过。曾经，美国的Barnes V Costle 一案最终判决结果是，如果一个女性受到的骚扰是因为她的个人特质（卷发，丰乳等），那么她遭受的骚扰就不算针对其性别的性骚扰，将不受到1963年民权法案中Tittle VII的保护。

这等于说，如果骚扰你的人跟法官讲“我骚扰了她，不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她眼角那颗痣。”那么他很可能就从性骚扰的控告中脱身了。

虽然美丽会带来危险，但不美丽的代价也让职场女性见识到了“必须美”的重要性。

多项调查显示女性的外貌在她们求职过程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外形优秀的女性受到面试邀请的可能性是54%，外形欠佳的女性只有7%。外形在男性求职过程中构成的影响则不这么大（47% vs 26%）。美貌俨然成了女性“职场竞争力”的一部分。

但与此同时，如何切实地获得这份竞争力又是玄学，职场文化中对女性的外形要求是模糊不定的。

2016年哈佛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女性在职场“适度化妆”可以提高她的竞争力和人们对她的评价，但“过度化妆”会起到反效果，给人们留下不可靠的印象。但所谓的“适度”与“过度”之间的界限不明确又难把握，这都是女性这一身份为女职场人带来的额外困恼。

最后，女性气质本身有时会“反噬“，成为她们职场上的绊脚石。加州大学丹佛分校商学院2010年一份调查显示，外形女性化的女人在男性主导的传统工作领域上，容易被歧视。这些领域包括工程类，机电类。

酒局文化，伤的不止女性

作为中国特色的商务文化之一，酒桌文化被认为能在在人情关系上起到一定作用，也就是通过喝酒的社交手段，建立彼此信任。

GQ过去的一篇文章《一桌没有姑娘的饭局，还能叫吃饭吗？》，充分体现了女性在商务文化中的“卖点”所在。一句“如果没有女人，再荤的饭局也都是“素局”，侧面反应出酒桌文化中女性的尴尬处境。

“应酬让很多女性在酒桌上成了牺牲品，我认为这对女性来说是很不公平的。”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但女性并不是酒桌文化中唯一的牺牲品。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酒精与健康报告2018》中，中国被严厉批评：在全球饮酒量呈下降趋势时，中国人均酒精消费量却在增加，戒酒率下降，拖了后腿。而且，因为喝酒，中国男性的健康饱受摧残。

中国酒精性肝病患者人数正以惊人的速度上升。”以北京302医院为例，该院每年有超过4万名患有肝病的患者就诊，2002~2013年，酒精性肝病的比例翻了一倍多，其中98%是男性。

鉴于男性是酒桌文化中的主力军，这种风气也着实伤害到了众多职场男性的健康。

未来可期

企业对女性的自豪，并没有真正体现在对女员工的爱惜上。但至少，女性自身已经学会为自己发声，离完善性别保护规范似乎又近了一步。

离我们不远的日本就有了个案引导社会进步的成功案例。

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在2019年12月终于迎来了迟到4年的正义。在2015年于美国被媒体界大佬山口敬之强奸后，她顶着日本反性侵制度的不完善与各方权威的打压，坚持打了四年的官司，最终获胜。

在性骚扰还普遍被认为是“女性的羞耻”的日本，伊藤诗织在过去几年里受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很多甚至来自于女性。

        相比她，大众舆论比较一致地在抨击企业对性骚扰的不作为，呼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我国的社会舆论导向，比过去伊藤诗织为自己伸张正义时要公平公正了许多。

就如伊藤诗织所说：“我们身上具有改变的力量。”

前路漫漫仍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