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的告诉我，这几年我会为情所困，我还以为是爱情，没想到是疫情！
疫情期间不能做事，那就开始码字，凭着读书时练就的童子功，到简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相信很多朋友小时候都被大人叮咛过：“人多的地方别去凑热闹！”因为世界上凡是人多的地方，谈论的话题无外乎三个：拐弯抹角地炫耀自己，添油加醋地贬低别人，相互窥探地搬弄是非。
简书恰好也是一个人多的地方。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纷争，创作平台也概莫能外。简书江湖，笔风墨雨，很多人抱团取暖，形成一个个小山头，收稿、推文、点赞、写好评，把游戏规则摸得一清二楚。
江湖派系林立，难免勾心斗角，无时无刻不在上演《三国演义》与《宫心计》。天黑路滑，人心复杂，没办法，饼就那么大，总担心别人会动自己的奶酪。
我之前没有遭受社会的毒打，把这个世界看得太简单，以为但凡码字者，都拥有较高的素质，毕竟大家都是文化人，就算不是，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后来有朋友告诉我说，文人才可怕，手中的笔就是无形的刀，杀人不见血。我对此深以为然，因为已经领教到某些人的手段，真的是当面喊哥哥，背后抄家伙。
还好这样的斯文败类并不多，通常也只是小角色，翻不起多大的浪花，就当是一个笑话。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在文坛中，存在着文人之间互相轻视的现象，他们互相认为对方不如自己，而每个人对于文学评判的标准都不尽相同，因此无法得到完美的答案。
很多作家在在受到大众的喜爱之后，都会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这造就了他们孤傲狂逸、特立独行的风格。因此，当面对看不顺眼的其他作家时，会用尖酸刻薄的文字来讽刺对方。
杨绛经常在书信中说张爱玲是一个丑陋的人。杨绛家庭幸福，但张爱玲不一样，被爱包围的杨绛可能真的不理解张爱玲所写的作品。
张爱玲曾公开表示，鄙视冰心的作品，并且不希望拿自己的作品和冰心的作品相比较。冰心的文学风格大多温柔婉约，这是一向行事果断的张爱玲所不能理解的。
冰心在徐志摩乘风归去不久，写下了《太太的客厅》，在文中以讽刺的手法，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一个擅长交际、懂得拉拢男人、颇有心计的太太的形象。沈从文、萧乾等人都认为这个太太，就是暗指林徽因。
当时，林徽因还在山西考古。当沈从文把刊登《太太的客厅》的报刊寄给她后，以她的聪慧，自然明白冰心的意思。她没说什么，只是微微一笑，从山西带了瓶山西老陈醋回来，托人送给了冰心。其意不言而喻：我知道你妒忌我。
不公正的评判及不被理解，能使作家更加成熟，在精神上更加独立。上善若水，以柔克刚，有时不教导，比教导更有意义。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里对文人相轻做了一些分析，他提出“知实难逢”、“音实难知”，性情慷慨的人遇见激昂的声调就会拍手称快，喜欢含蓄的人读到细密的作品就会大呼精彩，各人拿自己片面的理解来欣赏风格迥异的文章，又怎会识得当中意趣呢？
千古至理，越辩越明。从某个方面来讲，文人相轻是一种进步，互相批判能够促进学术思想的进步，彼此吹捧会让人迷失自我，交流碰撞才能擦出火花。如果文学摒弃了针砭时弊的功能，演变成一种粉饰太平的乔布拉什情调，对进步而言就是一剂毒药。
文人大都才华横溢，自视甚高，贬低的多为对方的作品，而非作家本人，虽言词尖酸刻薄，但也坦坦荡荡。批判也能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进。当然，在这其中也有一些意识狭隘、品行不端之人坏了文坛风气，他们看谁都不顺眼，仿佛自己就是天下第一。
也必须承认，文人相轻是一种陋习，同行是冤家，存在着竞争关系。所以最难得的，是来自同行的赞美，好比一个做白切鸡的厨师对另一个做辣子鸡的厨师说：“哎哟，兄弟，你这道菜做得真是不错！”
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有才之人心高是不可少的，那是自信的来源，但品德上更该做到谦恭有礼，那才是真正的有识之士，德才兼备，更能胜人一筹。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初学者不要着急，没有一朵花，从一开始就是花；优秀者也不要骄傲，没有一朵花，到最后还是花。
不存私心、不含爱憎、不带偏见的评论才是公正客观的评论，彼此善评、彼此鼓励、彼此成就才是集大家之所成。
文学创作是作者的内心活动表现在作品中，而评论者却是先看作品的文辞表意，再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从末流追溯到根源，即使隐微也会变得显豁，正因如此，我们才有文如其人之说。
完美的人格修养，需具备一颗博爱之心，胸怀坦荡，志存高远。一个人没有了焦虑感，自然就不会对外界产生抱怨。
莫言说，在喜欢你的人那里去热爱生活，在不喜欢你的人那里去看清世界，就这么简单。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远比我等凡夫俗子看得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