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30多年前我就认识他。他当时是乡机关的团支部书记。南方人的他，个子魁梧，相貌清俊，性格活泼。我当时是在山区的乡中学当教师，他在乡税务所当会计，还是乡机关团支部书记。因此，他经常带机关青年团员来我所在的中学与老师搞体育比赛活动，如打蓝球、排球，还有乒乓球。他那时还是一个未婚青年，对球类运动很喜欢，一学就会，尤其是打乒乓球他很拿手，我们学校的女体育老师也不是他的对手。我站在旁边观看他俩激烈脔战下来，最后总是他获胜，发出得意的呵呵笑声，这时，我的女老师同事，脸上只有苦笑的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觉得他很有个性，自此，对他有很好的印象。
过了两年，我从山区乡中学调到离我老家较近的镇中学。一天，我到附近的华侨农场所在的墟去看人溜旱冰，却发现他的身影在溜冰的人群中忽隐忽现。我开始还以为是认错了人，收场时，他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惊喜地问他：
“你也调下来了吗？”
“是的，刚调下来。”
“你就是那样的德性，有体育活动的地方就有你。”
“呵呵，也没什么，就因为我是好动的。”
“也好，以后我们可以经常见面了。”
“是的，这很不错。”
后来，我们经常电话联系，他上班的地方就在国营华侨农场所在墟的国家税务所，我在邻近的一个镇中学，我下课后经常回老家住宿，离他工作的墟不远，平时我买菜也都经常到他上班的墟市上，所以我们经常见面。他当时是单身，星期天会打电话叫我到墟上喝一杯。以前我不会喝酒，在他调教下，我越喝越多，越喝越会喝。有一天的中午，是星期天，他打电话叫我出来墟上一个食店，见他已经坐在店里等候我，桌子上放置两瓶酒，是高浓度的《金十福》白酒，只等我来到就开喝了。
只见他指着桌子上的两瓶酒说：
“这两瓶酒，您一瓶，我一瓶，井水不犯河水，自斟自饮，一定要喝到见瓶底。”
我听他这么说，委实被吓了，但我是一个不随便服输的人，说：
“好的，一定奉陪！”
于是，我们俩喝了一杯又一杯，各自都喝见瓶底后才回家去。他开摩托车，我也开摩托车，但他离家近，我离家远，我真的不合算。幸亏那时还没抓酒驾，否则，我俩会双双进看守所了。
他不仅会打球会喝酒，业务水平也是一流的。虽然他才是高中毕业，据说还是接他父亲的班才进税务所工作，但文化素质蛮好，多才多艺，会唱通俗歌曲，尤其是唱海南的琼剧最拿手，有板有眼，字正腔圆，还会表演动作，人们称他为“民间正生”。他报名参加职位竞选，写完了演讲稿给我看，写得很有水平。我蛋里挑骨头，只能挑出一句话，觉得不太合适。原话是说“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是职工素质太低，难以开展更加有效的工作”，我看了觉得应该改为“职工的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争取工作上更加主动有实效”。
这次竞岗演讲，他获了全市国税系统第一名，顺理成章当上兴隆国家税务分局局长。兴隆农场是著名的华侨农场所在地，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国内外旅游团队的定点旅游目的地，这里有20多个国家的华裔，主要是东南亚的，以印尼风味和美食咖啡出名，还有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热带作物研究所植物园闻名遐迩，常年游客络绎不绝。兴隆拥有上百多间温泉宾馆，是万宁市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不论是国家税务分局还是地方税务所都是很瞩目的单位，在这里工作的税务人员奖金高，待遇好。
正因为如此，我的这个平常人朋友，当上一届的分局局长后，有人看了眼红，勾结市管领导把他挤走，调到下面一个偏僻民族乡当所长，他天天要骑着旧摩托车去上班，来回走二十多公里的路。他爱人原在局里当临时工，这样一折腾后也失去了工作，两个孩子要上学校，又没人接送，他爱人差一点急疯了，我请了一位民间医生为他爱人诊断吃药，才回到正常人理性上来。
自此以后，他对我越来越信任，有机会就跟我聚在一起，酒也不少喝。
后来，他调到市里的总局集中办公，他是第五分局局长，但我时不时还会上县城跟他喝酒。有一次，我打电话说要跟一位村委会副主任上去跟他喝酒，副主任还带了一位相好的女友，他回话说：“来吧，欢迎！” 我如约而去，副主任也真带了他的美女好友。我们搭公交车到了市车站，他开一部二手小汽车已经等待多时，见了我们招呼上车。他说去东山岭旁边的农家乐吃地道的农家鸭肉，味美价廉。我们上了他的车行不到半里路却停了下来，我以为已经到了目的地，谁知道他是要下车买酒。一会见他拎了两瓶酒上车，一瓶是白色高浓度酒，一瓶是红酒。他知道我是不喝红酒，那瓶红酒是专给村副主任的女友准备的。
后来，听说局里为了方便管理，他的办公地点又移到管辖区去了，又听说他双脚走路困难，连上下车都不方便。不久他便提前退休在家养病。但他只“养病”不治病，一位朋友约他一起去海南省医院验血，朋友排队到了验血窗口，转过头来却不见他的影子，打电话一问，他说人太多不想排队，已经到了高铁车站搭车回去了。后来是家人逼着他去验血，医生说，他的血没有血浆，全是水份，验血没有结果。
我记得是半年前，他跟我借钱，我问他要借多少，他说三万，也不说要用做什么，我当时手头也没那么多钱，说几千块钱可有。他回话说，那他跟别人借。现在想起来是要治病用的，我又想是不是他提醒我跟别人借给他，当时他可能急用。
今年过了元宵节，他自感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自己开车到市医院检查，被初诊为癌症晚期，到省医院复诊，结果更惨，连到化疗手术也不能施行了，他的精神状态很衰竭，只低着头不说话。无奈，又送到广州中山医学院，但因冠状病毒疫情情况不能入院，请来一位专家看了一下说：“来不及了，回家去吧！” 就这样，医院的专家封断了他的活路，他只好在人世与黄泉之间的奈何桥上徘徊了。
我听说他病重入院，本想到医院看望他，但他在微信上说，现在疫情紧张，不做核酸检测不能进医院，他也还不确定要被安排到哪个科室的病房，最好不要去看他。我想也罢，便给他转去一小笔钱，他不肯收，说我也并不宽裕，我说医院里花钱多，治病要紧。他后来收下了，还说：“就先当作借用吧！” 我听了，想起半年前他曾经开口跟我借过钱，可我没钱借给他，很是愧疚！
后来的事情更不堪设想。他被拒治疗回到家的第二天便给我发过来一条微信：“大哥，我终于回家了，下午可来见。” 我去了，跟我的爱人去探视他。只见他卧在床上，听说我来了，他招呼我坐在旁边另一张床上，说话声音低微，人也瘦了半圈。我问他要吃一点什么吗？他摆摆手，好像是说不想吃。我又问他的爱人，他爱人说只能吃一点肉粥。我临回时叮嘱阿婶（他的爱人）说，一定要让他吃一点东西，现在是靠他身体本身能力与病毒抗争，不吃东西就没办法了。
谁会想到，自我去探视后的第二天，他一点东西也不吃了，连水也不喝。两天后我听说，赶快买了两罐奶粉送过去，看见他侧卧床上，听说我又来看他，勉强转过身来无力地抬手示意我坐下。才两天不见，他脸色变得腊黄，嘴唇干燥，号他的脉很微弱。我冲了半杯牛奶，用吸管让他喝，他躺着侧身喝了一口，但没有吞下，也许是侧卧着喝呛到气管，一声咳嗽全又喷了出来。再让喝，他摆摆手，似乎不想喝或很难咽下一一因为他患的是喉癌。我为他扣上衣襟末端一个松开的扣子，悄悄对他爱人说：“四、五天后是清明节，他能熬过就熬过，熬不过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而“听由天命”也正是他在医院里发给我的微信说过的话。
后来几天，我爱人跟他爱人打过两次电话，问他是不是吃过一点东西，第一次说还是不吃东西，第二次说，他嘴唇发干，大儿子用棉花团沾水擦拭，还是不吃东西。我当时正在吃饭，听了泪流涕零，吃不下饭，我爱人见状也流泪噎咽。过了清明节两天，就传来坏消息，是别人转告给我的，说他已经辞世了！他临终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只把用过的手机留给二儿子。
我闻讯两次前去吊唁，第一次是闻讯的当天，真的不敢相信这样突变的惨酷现实，我爱人在他的灵柩前嚎啕大哭，我忍气吞声，但也泪流满面。我还边流泪边责骂他的爱人和他的哥哥，怪他们不在第一时间告诉我，让我来看一看他的最后一面。我第二次吊唁是在他出柩的前一天晚上，一切都无法挽回了，我心如止水，一句话也不说。第二天早上出葬，我再也忍不住，泪水滂沱而下，但一点也不敢相信这样的现实：明明是一个生龙活虎的人，现在阴阳两别，离他相亲相识的人渐行渐远，从此音容两断。
呜呼，永远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