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作者简明扼要地给出了一个具有足够震撼力的答案，那就是因为秦国的谋臣不肯尽忠。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文章首先选取了齐国的例子作出说明：
臣敢言之：往者齐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土地广而兵强，战克攻取，诏令天下。齐之清济浊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克而无齐。由此观之，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
当初，齐国向南击破荆楚，往东战败了宋国，往西征服了秦国，向北打败了燕国，在中原地带又对韩、魏两国的君主颐指气使。他们有着广阔的领土和强盛的兵力，也具备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号令天下诸侯的能力，真可谓是威风八面、势不可挡。即便是采取保守的策略，有济水、黄河足以用作防线，长城、巨防足以作为要塞，也无人敢于觊觎其土地。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天然险阻，且对外征战屡战屡胜的国家，后来仅因一次战斗失利就差点亡国绝嗣。由此看来，战争可以决定万乘大国的生死存亡，孙子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真是所言不虚啊！
那么问题来了，齐国的失策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文章指出：
且闻之曰：“削迹无遗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
所谓“斩草除根”“除恶务尽”，只有将祸根彻底铲除了，才能够真正避免灾祸的发生。齐国之所以会走向失败，就是因为他们把战争看成了儿戏，到处惹是生非，却不懂得斩除后患，这不就是前车之鉴吗？
话说到这个地步，真正的痛点也就该揭开面纱了。文章回顾秦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史，特别指出了其与霸主宝座失之交臂的几次案例，以论证秦国之所以会裹足不前，就是因为犯下了跟齐国同样的错误，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又都是因谋臣不忠带来的。
其中的第一次，说的是秦国攻伐楚国的战争：
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东服于陈。当此时也，随荆以兵，则荆可举；荆可举，则民足贪也，地足利也，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荆人为和。令荆人得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
这里提到的“秦与荆人战”，指的是发生在公元前278年的白起伐楚之战。这一战中，担任大良造的白起以水攻战术，一举攻陷楚国的都城鄢郢，还放火烧了楚国历代先君的墓地夷陵，迫使楚顷襄王迁都到更靠近中原的陈郢。
到了第二年，白起再接再厉，又攻取了楚国的巫郡、黔中郡，合并设立为秦国的黔中郡。文中提到的洞庭、五湖（五洛）、江南这些地方，大体上就位于鄢郢和黔中郡一带。
军事进攻进展节节胜利，让秦军上下皆气势昂扬；而楚国君臣则如丧家之犬一般，惶惶不可终日，哪里还有抵抗的余地？在这种局面之下，倘若白起能够趁胜追击，一举吞并楚国全境、尽收楚国百姓和物产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文章假想了当时吞并楚国所带来的巨大优势，说自此以后，秦国便可以楚地为跳板，向东削弱齐、燕，向北威逼三晋。中原诸侯见此情形莫不望风而臣服，四邻纷纷前来朝拜，秦国的霸业岂不是唾手可得了？
然而吊诡的是，秦国的谋臣非但没有这么做，反而命令白起带领军队转到了魏国战场，并重新跟楚人讲和。楚人得到喘息的机会，于是便聚集离散的百姓，重新建立宗庙和社稷之主，甚至还收复了失地，带领东方诸侯向西与秦国对抗，使得秦国第一次失去了建立霸业的机会。
讲完了这段往事，作者随即又抛出了第二个案例：
天下又比周而军华下，大王以诏破之，兵至梁郭下。围梁数旬，则梁可拔；拔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意绝；荆、赵之意绝，则赵危；赵危而荆狐疑；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
白起移兵北上之后，秦国连续两年讨伐魏国，先后通过武力攻取、胁迫割让的方式取得了魏国十余座城池。魏安僖王咽不下这口气，就抱上了齐襄王的大腿，准备跟秦国抗争到底。但未成想，合纵联盟还没有成型，秦国相邦魏冉就又打上门来，一战攻取了四座城池，斩首魏军士卒四万余人。
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魏国在秦国这边受到了连续打击，就想找个软柿子好补回些面子。于是到了第二年（公元前273年），又与赵国联合起来，攻打韩国新郑以北的华阳城。
韩国不是魏国的对手，于是便派出使者向秦国求援。秦昭襄王起初不肯出兵，但在陈筮的游说之下，还是派出了包括魏冉、白起以及客卿胡阳在内的庞大阵容出兵援韩。这一次，秦军再次取得大捷，一战斩首魏卒十三万人，又将赵国大军两万余人赶入黄河淹死，大军一直推进到了魏国都城大梁城下。
按照文中的说法，这一战秦军若是肯扩大战果，再坚持包围个几十天，就可以攻取大梁，一举消灭魏国，从而彻底斩断赵、楚两国联合抗秦的通道，使得赵国陷入危难，楚国变得孤立无援。如此一来，楚、赵两国胆战心惊，东方的齐、燕等国更是不敢轻举妄动，自然会尊奉秦国为霸主。
只可惜，由于秦国谋臣私心作祟，面对大好时机却引军而退，让魏国涣散的人心又重新聚拢了起来，更白白错失了第二次称霸中原的机会。
那么第三次机会又是怎么错失的呢？文章继续说道：
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国之兵而欲以成两国之功，是故兵终身暴露于外，士民疲病于内，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
这段话是说，先前穰侯担任秦国相邦的时候，“用一国的兵力而想建立两国的功业”，导致秦军士兵长期在野外艰苦作战，连累国内的百姓也困苦不堪。
这里所谓的“用一国之兵而欲以成两国之功”，实际上指的就是魏冉假公济私，用秦国公室的军队来经营自己在东方的封邑陶邑的旧事。
陶邑的地理位置大体上在如今菏泽市的定陶区，原本是商朝与东部淮夷之间的缓冲地带，并不是什么太核心的区域。武王克商之后，被封给文王第六子曹叔振铎，在当时的政治秩序中也处于边缘位置。
不过，随着周人在东方的拓殖发展，以及东部诸侯的渐次崛起，曹国地处交通要津的地理优势便开始逐步显现了。尤其是到春秋末期，东南崛起的新秀吴、越与中原交往频繁，他们开凿了大规模的运河工程，将纵横交错的水网连缀起来，在东部地区构筑了一个庞大的水系交通网。而陶邑也因其便利，逐步发展成一个商旅云集、繁华富庶的大都会，并取得了“天下之中”的美誉。
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陶邑在商业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保有的国家却都是相对弱小的诸侯，这就使得这座缔造出“陶朱公”商业奇迹的城市，逐渐变成了被中原野心家时刻垂涎的肥肉。
先是在春秋末年，宋国出兵伐灭曹国，将陶邑纳入了自己的版图。战国后期，实力日渐逼仄的宋国，也同样成了齐国眼中的珍馐。公元前286年，在苏秦的秘密操控下，齐湣王趁着诸侯合纵伐秦的机会派兵悍然攻灭“桀宋”，将陶邑纳入了齐国的版图。
齐国灭宋的举动引发了诸侯列国的强烈不满，也切实减轻了秦国受到的军事压力。秦昭襄王瞅准时机，积极与东方列国联络，推动促成了以燕国为首的合纵联军，于公元前284年大举攻入并横扫齐国全境，齐国几乎灭亡。
尽管后来燕国决策层犯下了种种错误，齐国军民在田单的带领下逐步光复故土，但这个曾经雄踞东方数百年的强国，还是无可避免地走入了一蹶不振的境地，从此再也无法重展雄风，这也是前文所提到的“一战不克而无齐”的来历。
通过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战争，秦国上下获益丰厚，担任相邦的魏冉更是通过频繁的外交博弈，最终将垂涎已久的陶邑收入囊中，成了伐齐之战最大的赢家。
但正所谓“福兮祸所依”，魏冉战胜而骄，自此以后就走上了一条以权谋私的不归路，从而为他日后的惨淡收场埋下了伏笔。
这其中的要点在于，陶邑虽然繁华富庶，但与秦国本土并不相连，是一块不折不扣的飞地。秦国想要保守陶邑，需要投入极高的防御成本，而所得收益却都归魏冉所有。这对秦国国家利益而言并没有什么好处，但对于魏冉本人而言，却是一桩再划算不过的买卖。
也正因为如此，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魏冉每每作出什么决策，无不是以保守并扩大自己封邑的利益作为最高优先级。这就使得秦国的军队总要时不时地被拉到东方去出征作战，而且每次出征，都像是“打地鼠”一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完全看不出什么章法，这就导致出现了“兵终身暴露于外”的状况。而想要维系这种大规模且随意性很强的军事行动，就必须要向百姓征收更重的赋税，自然也就有了“士民疲病于内”的窘况。
魏冉假公济私的行为，对秦国国力造成了严重损害，使得其原有的战略目标无法达成。秦昭襄王就算有再多不满，可碍于他是自己的舅舅，也只能徒唤奈何。
作为一名“初见秦”的游士，作者对秦王所面对的困局洞若观火，同时也没有秦昭襄王那么多的顾虑，因此在会见秦王时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说魏冉的这种行为，是在“用一国之兵而欲以成两国之功”。
这里所谓的“两国”，一指作为政治实体而存在的秦国，另一指则是魏冉自己的“封国”。秦国的军力本就有限，如今不仅要维护本土的安全，还要分心兼顾另一个“封国”的利益，使得本就不宽裕的军事力量无法集中得到发挥，自然也就与“霸王之名”无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