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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KMT掌握的是军权和政权，康米掌握的是笔权，而结果是笔权打垮了军权和政权”
———— 蒋廷黻
文学艺术在政治中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批评理论告诉我们文本在一定程度上会超出作者的“意图”或“目的”，显现出作者及文本自身都没有预料到的意识形态冲突。这些意识形态以及冲突既和作者本身又与其所处的创作环境息息相关，也与解读者自身的视角有关。在此处，文学艺术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意识形态”的喉舌，只不过在等待着他者去发掘。另一方面，作者也可以主动的去创作些什么，“我的作品要写给谁看”“某种世界观先行的环境下对我的作品又有什么要求”“我与读者本身又是什么关系”，类似的这些问题正是夏济安先生在《黑暗的闸门》一书中需要解决的，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究竟是怎样?书中答案很悲观，文学终究战胜不了政治，文人从政要么走向生命的死亡，要么走向文艺创作的死亡。
《黑暗的闸门》全书共有七章，最后一章对正统叙事下的“英雄”形象进行分析以附录的形式出现，这一章在我看来对解释今天的某些宣传文本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先按下不表。一二章分别介绍了瞿秋白和蒋光慈，三四章以鲁迅为线索探讨了左联组织相关的问题以及鲁迅自身的“黑暗面”（即传统文化对其挥之不去的阴影），第五章从时代环境以及个人性格等方面解析了左联五烈士牺牲的具体情况，第六章则是对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对作家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黑暗的闸门》中具体的材料以及分析论证在本文不易多谈，感兴趣的朋友的可以自行进行阅读，书中最终得出的结论诚如开头所说“文学终究战胜不了政治”，但也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批评观点，对于文本的解读还有一种他者或者个人的视角，《黑暗的闸门》本身也适用于此条。
回到书中，文人要么是出于理想自愿参与政治（瞿秋白、左联五烈士），要么是出于无奈被迫接受政治（鲁迅），自愿的最后变成了无奈，无奈的最后再也发不出声，从创作角度看，这多么令人惋惜。此处，我们隐含的一个前提是文人与“其余参与政治的人”进行了分割。这样的分割作者也意识到，在第一章论述瞿秋白的开头便说：
“在论述康米主义者的时候，我们总是将之视为一种类型，包含了所有这些熟悉的特质。我们可以探查他的生平，但却很难将他视作一个个体意义上的人。”
那么这里提到的这些熟悉的特质是什么?将其与文人相比我们可以说是“钢铁般意志的布尔什维克”与“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对抗，前者的苦行僧式生活与后者的多愁善感格格不入，前者是没有觉悟的或者摇摆不定对现实还抱有幻想，后者是自律且道德高尚拥有崇高信仰的英雄。
这些英雄是“硬心肠”的，他们懂得隐忍；他们喜欢与人战斗；他们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那么“软心肠”的英雄是什么样子?夏济安先生在瞿秋白一章的标题解释上写到“一名软心肠康米主义者的炼成与毁灭”。软心肠的英雄就是瞿秋白这样内心情感丰富细腻但又抱有理想的人，理想引导其参与现实的政治行动，丰富的内心又与现实的行动产生冲突，矛盾就这样发生了。“软心肠”带来的总是这样的矛盾，也决定了他们无法解决这个矛盾，“软心肠”的瞿秋白选择了狱中写下《多余的话》来遵循内心，我猜在文人主体这一面，瞿秋白与自己和解了。
硬心肠的作家创作了更多硬心肠的英雄，对于这些传统叙事下的英雄和非英雄形象，作者在第七章是这样说明的：
“许多例子证实了我的担忧，在这些作品里，人物形象呆滞，张口便是口号，故事情节总是围绕斗争展开……但必须承认，我偶尔也会有出乎意料的发现”
这个发现是什么呢?即：
“小说中某个人物刻画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规定；或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境……”。
这里多么让人兴奋啊，“硬心肠”的作家竟然也有自己都没意识到的“软心肠”一面，也许政治在此处给文学留下了喘息的余地。这个余地便是作家在翼赞现实时总要回到现实生活中采取素材，然而现实生活是残酷的，其翼赞很有可能与残酷的现实形成文本之外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