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得到一本《朦胧诗选》，爱不释手，读之，品之，诵之。
我读中学时，正是诗歌鼎盛而狂热的时期，一本《朦胧诗选》传到了我们班上，大家聚而读之，读不过瘾，就抄之。我就抄过，抄了满满一本作业本，课本的空白处也抄满了朦胧诗，有时老师讲课，我就读朦胧诗。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追求文字和诗歌，与物质无关。白岩松说，如果问我哪本书被我翻看的次数最多，除了《新华字典》与课本，就是《朦胧诗选》了，这几乎是一本诗歌的圣经。这也是我的相同感受。
遗憾的是，纯净而朦胧的诗歌没能抵挡住经济大潮的侵袭，诗人们先后走了，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也带走了诗歌和关于诗歌的梦想。现在重读朦胧诗，如同见到初恋情人，在无言的相视中感到令人疼痛的伤感。那些熟悉的句子再次击中内心，让人想要呐喊。
北岛直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帝王死去的地方/那支老枪抽枝、发芽/成了残废者的拐杖”；“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个人”；“生活是一次机会/仅仅一次/谁核对时间/谁就会突然衰老”。而他的那首一字诗，《生活》：网，引发的评论铺天盖地，编成一本书也绰绰有余，欲破网而出的困惑，在今天，同样强烈。
舒婷倾述：“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膀痛哭一晚”；“我没有权利休息/生命的冲刺/没有终点，只有速度”。这些句子不知被传抄过多少遍，舒婷成为了大家的“宠儿”，也是我们当年的偶像。
梁小斌呐喊：“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钥匙”指的是人性，文革对中国最大的摧残就是人性。这是我们和这个时代共同的不幸。
顾城清醒而绝望，“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死亡是位细心的收获者/不会丢下一穗大麦”。孙武军说顾城是天才，罕有的，他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以至于过早地走出了世界。1993年顾城在新西兰奥克兰岛杀妻后自缢身亡，舒婷曾在《童话诗人》说顾城：“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着没有污染的地方/出发”，但这一出发，便再无归期。
海子侠骨柔肠：“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日记》的结尾则令人荡气回肠，“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世界/我只想你”。谁也没料到，海子1989年卧轨自杀，有人说，海子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个时代有追求和理想，还有美和纯真的诗。孙武军连自己也不知何故，曾呕心沥血探索的诗，竟也在这一年无疾而终。现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成为了一个个房地产项目的宣传语，白岩松说，当初的剑拔驽张像个笑话，嘲笑着我们自己和时代，激情都旧了，只有城市陌生地新着。
北岛走了，只带着中文这件行李，1990年旅居美国，2007年定居香港；常荣疯了，“我知道我会结穗，并有金色的麦芒”，这成了永远的想念；更多的诗人不知去向，大家都在汹涌的经济大潮中走远了，走远的不只有诗人，还有我们自己。
1980年《诗刊》10月号，青春诗会专辑编者语引用了孙武军的诗：“世界不会因为没有我的歌而失去生命，可我没有这支歌，就会枯萎得没有一点颜色”。
1981年，《上海文学》登过北岛的一则诗评：诗人不必轻视自己，也许全部困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时间，总是公正的。
时隔30年，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获得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似乎又让人看到了希望：诗歌在归来！诗歌会永远！